清朝畢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王朝，在90年前，這個王朝才壽終正寢，生在清朝的壽星，現在還有活著的。中國人進入近代，恰恰趕上了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趕上了這樣一個過於持重、也過於保守、皇帝卻特別勤快的王朝。這對於那些特別西化和特別中化在乎夷夏大義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非常別扭的境遇。為了對付外部的異族壓迫，先要打倒內部的“異族”，而推翻滿清鹹與共和之後，發現自己麵臨的其實是和前任一樣的困局。清末的革命黨人靠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喚起的民族情緒，顯然後勁不足，晚清時節，由於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種種弊病，清朝的形象雖已在老百姓中大壞，但他們改朝換代的衝動卻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拚死抗爭不樂意要的辮子，到了這個時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願意鉸了，甚至連相當多的漢族士人對“異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來。這些人順從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於對革命的向往，還是意識到世界的大勢所趨？還是依曆史上朝代更迭的規律，認為這個朝代已經二百多年，氣數已盡？真是個說不清的事。那個先是蹲在紫禁城後來又被馮玉祥攆出宮的小皇帝，即使當了十幾年的漢奸（或者滿奸），人們對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於嫌惡，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嫌惡。看來，辛亥革命不僅跟農民群眾脫節，甚至與相當多的士人也脫節，滿清雖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卻難以成功，袁世凱的劫收，實際上是大勢所趨。後來的複辟反複辟，打打殺殺，全國通電，其實隻是上層的政治鬥爭，很難說誰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所有的事件，在鄉野、在市井，至多不過是茶館閑人的一點談資而已，能吹皺一池春水，讓魯迅筆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麼一小會兒已經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90年了，其實還在。
義和團：變幻的曆史記憶
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這樣的大都市攪得天翻地覆的義和團，在幾個月內演出達到了高潮，隨即謝幕。義和團事件對於當時的中國最直接的後果有三個：一是讓本來就被甲午賠款困擾，窮得快要當褲子的中國人又背上四億兩白銀的大賠款；二是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第一次有了外務部；三是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外國軍隊有了“合法”的駐紮權，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場戰役，而天津按條約規定，隻許有外國軍隊而不許中國軍隊駐紮。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七七”事變時，既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也就是說還沒打進山海關，二十九路軍為什麼會在北京南麵的盧溝橋與日軍打起來？前一段時間很暢銷的一本書《我認識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與眾日本中學生辯論盧溝橋事變是誰先打第一槍時，難倒眾日本中學生的法寶其實也是這個問題。從根子上追，都與義和團有點關係。當然，義和團事件的後果也不盡是慘事，庚子賠款支付了沒幾年，美國人退回庚款，於是有了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後來變成了清華大學。
在20世紀初，對於正在學習西方自覺追求“文明”的中國知識界來說，義和團的存在和發生無疑是個恥辱，一個讓他們在外國人麵前抬不起頭來的恥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多少人樂意談“拳亂”，回避這個事件，無疑有諱言家醜的意思在內。自庚子以後直到辛亥革命，中國追求“文明”的自覺顯然更加強烈了，一時間在市民們中間“文明”滿天飛，看的是“文明戲”，戴的是“文明帽”，手裏還拿著“文明棍”，連跟洋人叫板抵製洋貨也自詡為“文明排外”，說到根上這都是叫義和團事件刺激的，大家無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舉止的行為跟義和團的“野蠻”劃清界限。辛亥以後雖然漸漸的這種“追逐文明”的熱潮開始降溫，但是隻要知識界與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親和感尚在，向西方學習的基調沒有根本改變，人們就不會對義和團以及義和團的研究有太大的熱情。應該說，在這一階段義和團在知識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與文明相對應的野蠻，而其內含的另一種象征中國本土文化對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蘊，基本上被遮蔽了。
實際上，知識界對義和團的否定，大體上還是一種手段層麵上的否定，即由義和團手段的落後愚昧進而否定義和團本身，至多否定到義和團的某些行為，比如說濫殺無辜，從勞乃宣、袁昶開始就是如此，康梁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國進步的知識界盡管在嘴上將義和團視為恥辱，但在內心深處並沒有真的將之打入冷宮，對西方侵略的文化與實體性反抗的衝動，並沒有因這場運動的徹底失敗而消失。直到後來，甚至在引進學習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當一戰結束中國跟在協約國後麵充當了一回“戰勝國”的時候，先進的文化人在大罵義和團的時候，卻跟北京的市民一樣，十分熱衷於拆掉克林德碑--由於義和團的“野蠻”，殺外國使節而導致的恥辱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