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綠燈、轉盤、道路警察是妥協的產物，是人類積累的有關製度的知識資產。但是同時要知道，這一係列妥協的產物是衝撞的副產品。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一個機會，什麼機會呢？這就要看你是什麼人了，不同的人因為此事有不同的機會。比如說，幾年以前一些台灣政客就把北京奧運年視為台獨的最後機會。萬幸的是這一年，以後回過頭來看很可能是台海局勢拐點出現的時間。但是沒有想到，藏獨分子卻悄然做出驚世之舉。是的，北京奧運會是一個重要約束條件，這個條件的出現使一些人某類行為的成本發生了變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原本可以推測出這一年一定是有事的。比如說，藏獨分子最近的一係列作為，是算計了奧運年中國政府的多種顧忌，以及聖火傳遞聚集的全球注意力，使他們行動的成本下降，因而選擇了這麼一個時機。事情沒有完，從現在到奧運會閉幕，五花八門的國際組織中的某個組織趁機幹點什麼事，甚至選擇在北京行動，是可以推測的。
聖火在世界各地傳遞，現場的景觀是對聖火的護衛和騷擾。更縱深一些來觀察，也有明顯的分邊現象，一邊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一類西方媒體引起全球華人憤怒的報道和評論，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通過所謂西藏議案，西方一些政客宣稱抵製奧運會開幕式，諸如此類；另一邊是中國國內的民眾通過網絡和手機短信發起對法國貨的抵製，以及海外華人對西方媒體辱華報道和評論的遊行示威，諸如此類。從觀察可以發現，事件的性質不是所謂西藏問題的國際化，聖火傳遞展示的分邊現象是中西之間利益衝突的表現。卡弗蒂大放厥詞，其內容已不是對西藏問題的評論，而是利害衝突一方的詛咒。
我這篇文章要分析的是，作為利益衝突一方的我們所采取的種種做法是不是對自己有利。我知道我是局中人，即我是利益衝突一方的一個成員，我不可能裝出超然事外的假樣子，以世界主義的姿態去講那些廢話。但我的分析是理性的，不同於卡弗蒂先生沒有教養的詛咒。這種理性表現在，要看到各種選項隱性的損益，從而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行為。
假設這樣一種場景，在一個十字路口，沒有紅綠燈，也沒有轉盤，沒有警察，也沒有行車規則。其局麵是可想而知的，爭先恐後的車輛把這個路口徹底堵死，誰也別想通過，這是這個路口的常態。然而正是這樣一種死局啟發了人們，發生衝突的時候要相互妥協，交叉路口是不可以爭先恐後的，等待和禮讓才能避免誰也無法通過的死局。是的，紅綠燈、轉盤、道路警察是妥協的產物，是人類積累的有關製度的知識資產。但是同時要知道，這一係列妥協的產物是衝撞的副產品。如果沒有對衝造成的死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橫行霸道者，即所謂的單邊主義者，感受不到橫行霸道有什麼惡果，當然也不認為妥協有什麼意義。不要高估人的理性，很多時候，知識來源於事實的教訓。
利益衝突是一種常態。隨全球化的推進，中西之間的利益衝突隻會增加不會減少。麵對利益衝突，強勢一方，或自以為強勢的一方，往往采取單邊行動。單邊行動很多時候加了偽裝，比如這一次，西方一些政客、傳媒及團體是借題發揮。但是這掩飾不了其行為的性質，就是在交叉路口橫行霸道的行為。對單邊行動采取針鋒相對的行動是必要的。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一方采取單邊行動，另一方選擇回避，其結果是所有選項中最糟糕的。試設想，在交叉路口麵對橫行霸道者，你一味回避，其結果是橫行霸道者揚長而去，而你永遠過不了那個路口。這個時候采取對衝，其結果再差也不會比回避差，重要的是，對衝可以改變橫行霸道的成本，從而使他認識到妥協的必要。這一次中國網民及海外華人自發而一致的反製行動，從經濟分析的角度而言是理性的。把這種行動定性為民族主義發酵的言論是蠢到死。這次行動的意義在於告訴西方人，要避免誰也無法通過的死局，誰都不可以橫行霸道。
當然對衝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法，協調衝突的方法是紅綠燈、轉盤。概言之，協調衝突的方法是一套規則。而這樣一套規則是相互衝突的人們相互妥協的產物。並不是說隻要妥協，這一套規則就會自動產生，需要不斷試錯來積累知識，紅綠燈、轉盤一類有效協調衝突的方法是長期知識積累的結果。但是無論如何，相互妥協是規則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法國議長來了，帶著薩科奇總統的慰問信，到上海看望金晶。拉法蘭來了，帶著薩科奇致胡錦濤的信件。事情並不像拉法蘭說得那麼簡單，屋頂上的雨滴很快就會消失。找到一套有效協調中西利益衝突的規則還有一個知識積累過程，對此，現在雙方都處在無知狀態。但是，這畢竟是一種妥協的表示。我們也應該有相應的表示。再次重申，相互妥協是協調衝突的規則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