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說，下一個亞當·斯密是中國人。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學就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學。
6月的一個周末，應友人之邀，去杭州開一個小會。這是一個會前會。
近百歲高齡的科斯教授，一生未到過中國，卻對這方土地及眾生寄予厚望。2008年，老人用自己的積蓄和心血，組織了一個會議，取名為“中國改革三十年芝加哥會議”。會期三天，從頭至尾，老人非常用心。不僅坐輪椅每天出席會議，而且留心每一個細節。會議的最後一個項目，是老人對會議的總結發言，語言樸素，寓意深刻，感情真摯。置身在那樣一種場景中，聽到老人輕聲說出，“我將不久於人世。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所有的人情不自禁，站起來，老人的慢言細語被感動的掌聲所淹沒。
我不會講英語，不能和老人直接溝通。會期，我隻是默默地注視老人。會議結束，怎麼也得對老人說幾句告別的話。於是拉上翻譯，對老人說，“我是史蒂文（張五常）的徒兒，他要我轉告，很想念你。”
本想就此告別，怕老人太累，何況後麵還有人排隊等候話別。老人卻抓住我的手，對我細說他們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往事，快樂在眼中閃爍。
老人是一個學派的創始人，百年一遇的大師，可是中國人難以想象的是，百歲老人在密歇根湖畔的一個老人院與老伴相依為命，他們沒有子女。現在，他們自己坐著輪椅去收發郵件，去超市購物，去醫院看病。尤其令人感動的是，老人心念中國，他要把芝加哥會議一屆一屆地持續下去。2008年會期，老人就對周其仁說，過一年要再找一批中國學者到芝加哥去討論。後來，科斯的助手王寧告訴我，科斯決定把他一生剩下的積蓄和時間為中國做一些事情。這一年來老人一直在思考2009年開會討論的題目，日思夜想，最後由助手王寧整理成五頁的文稿。百歲老人還有一個百年大計，通過一批中國學者，使用中國的素材，催生出一個中國學派，複興已經停滯了40年，好像死了的經濟學。文稿中有這樣一段話，下一個亞當·斯密是中國人。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學就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學。就這樣，王寧帶著文稿，回到祖國，尋找第二年去芝加哥開會的人。於是就有杭州這個會前會，做東的史晉川教授鄭重其事。
兩次聽到科斯使用同樣的語句，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學就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學，我的感覺找不到形容。不要以為老人百歲了，他思維的清晰遠超你我，也不要以為科斯偏愛中國，他的分析完全不帶感情。科斯是一個極深邃的人，他這樣說，一定有他洞察到的真實存在的依據。中國最近30年的發展以及趨勢，就我所知，有兩個人對這一事件給予了具有世界意義的評價，這兩個人一個是科斯，另一個是張五常。具體而言，他們認為，這一事件中含有使整個世界得以改變的新要素。這些要素是現在被作為藍本用來模仿的那些國家所沒有的。張五常教授現在用他的全部精力來收集材料，逐件分析；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科斯教授，傾盡全力，推動這項研究，因為他們是先知。
必須指出，在事件中有親身經曆的人其感知也許是太多的不是。
但張五常教授說，這些不是之處是存在的，但既然有這麼多不是之處，為什麼還有這個30年史無前例的奇跡呢？因此，我們要知道，除了這些不是之處，一定做對了重要的事。不是之處不是不存在，但對於分析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對了什麼。這是這個事件的價值所在。我們與兩位老人的差別隻在於，麵對這個30年史無前例的奇跡，我們在訴說不是，他們要發現做對了什麼。是啊，做對了什麼呢？這是2008年芝加哥會議的題目。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答案，相當於提供使世界得以改變的一種新知識，所以科斯說，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同時，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答案，就會順帶使經濟學換一個麵貌，所以科斯說，下一個亞當·斯密是中國人。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學就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學。
據轉述，科斯堅持2009年的會議要全部是中國人。可能老人對與真實世界完全脫節，不顧思想，隻講技巧的那種經濟學已經沒有指望。是的，思想難以量度和評價，現在通行的那套度量方法之愚蠢以至於扼殺經濟學。老人寄望中國，不僅因為有史無前例的奇跡這個事件，還因為思想可以生長。這後麵一點其實是要我們努力的，為此在這個會前會上我隻提了一個建議，如果有哪怕很小的一個範圍，學者之間相互承認，不是互相一概否定，從承認即便不重要但有新意的一個想法開始，慢慢形成一個有建設性的生態，並最終演化出一套規則。像賣蘿卜白菜一樣度量思想是愚蠢的，一個自發性的學術圈子，可能最有希望在相互承認的原則下，演化出一套規則，使思想湧出，並催生集大成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