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下一步怎麼辦是一種群體性無知，那麼小範圍的試驗是獲取知識的最有效途徑。
兒時，跟母親去趕集。考慮到集市擁擠混亂的環境，行前母親一再叮囑，萬一走散了，要我站在原地不動，等她回來找我。並警告，如果我亂動，她就找不到我，就會走丟。萬幸，那次趕集我一直緊隨母親而沒有走散。然而幾十年過去，我依然記得這件事，是因為一個母親從大量小孩走丟的例子中學到的知識。走散後要站在原地不動是什麼道理呢？這是一個信息量的問題。小孩原地不動，大人循原路尋找即可；小孩亂動，找回小孩就如大海撈針；兩者的信息量有天壤之別。一個無知孩子的盲動隻會增加大人尋找的信息費用，信息費用之大以至於使孩子找不回。是的，無知，就不要亂動！這個例子的道理是可以一般化的，姑且稱為母子定理：在相互配合的行動中，無知一方的最好選擇是不作為，無知者不作為是最好的作為，因為你的任何作為都會幹擾另一方的行動，並使自己處於更加不利的狀況。
當社會處在重要轉折的關頭，比如1978年中國當時那樣的情形，往往碰到一個不知下一步怎麼辦的問題。與上例的性質不同，這是一種群體性無知。在這種情況下，眾人嚷嚷的大討論隻是製造噪音，因為一群無知的人相互爭論的最終結果還是無知。在這個認知問題上，最明事理的人是鄧小平。他主張通過小範圍的試驗來獲取下一步怎麼辦的知識。有兩個要點，其一，這種知識來源於實踐理性，離開了實踐無法證偽；其二，全民性的試驗，試錯的代價太大，以至於變成無法承受的災難，比如“大躍進”、人民公社那樣的試驗。
為了降低試錯的代價，他變全民性試驗為局部的試點。
這也是一個可以一般化的道理，可稱為鄧小平定理：如果下一步怎麼辦是一種群體性無知，那麼小範圍的試驗是獲取知識的最有效途徑。
所有國家無一例外被卷了進去的這場經濟危機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經濟危機。然而比危機更可怕的是對危機的無知。人人都在談論危機，去參加一個飯局，從頭到尾都是談論危機，以至於影響食欲。
人人議論不表明人人明白，恰恰相反，沒有一種說法令人信服，比如造成這場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麼，說法之多，分歧之大，仿佛置身車站碼頭，隻聞人聲嘈雜，卻不知所謂。
對危機的無知比危機本身可怕，尤為可怕的是無知又輕舉妄動。
各國政府在茫然無知的情況下急不可耐地推出的救市措施五花八門，但有一個共同特征，耗資巨大。如何評價政客的這些作為呢？我不是什麼主義的信仰者，管它凱恩斯主義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也不屬於什麼學派，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或別的什麼派。在這個問題上，我依據的是兒時母親告訴我的那個母子定理。母子在集市失散，母親積累的相關知識使她有一種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能依靠此一努力找回失散的孩子。無知的孩兒沒有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因此不作為是最好的作為，即原地不動；否則會加大母親找回他的難度，以至於找不回。這是一個得到公認的事實，信息收集和處理，市場有政府無可比擬的優勢。既然如此，在困局中找到出路，依賴於市場中無數個體的各種努力。最終的出路一定是這些努力的結果。而各國政府在茫然無知的情況下急不可耐地推出的花錢大計，隻是一種紛擾。利率忽上忽下；昨天還往死裏打壓，要擠壓所謂泡沫，今天又來燒錢救市；諸如此類，這些把戲隻是增加市場中無數個體決策的信息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