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體認，讓楊誌軍感受到了信仰的魔力。在體認中，他也逐漸懂得了虔誠的美。於是他開始在作品中讚歎虔誠、書寫虔誠。他說道：“人最重要的應該是對生命、對自然懷有一種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個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就是虔誠地熱戀，包括熱戀自然，熱戀自己的靈魂。”
那麼，人為什麼要虔誠？要對什麼虔誠？楊誌軍由此開始了對信仰魅力的思考。他的看法是，在這片被稱為地球第三級的高大陸上，自然的魅力、藏傳佛教的魅力、民眾信仰的魅力會如此緊密地粘連到一起。原因就是這裏是源頭，是水的源頭，是關於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頭。
楊誌軍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信仰的源頭、人類最初的宗教模式，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結合，是精神的五體投地和身體的五體投地的結合，是關於靈魂的讚歌和挽歌的結合。
顯而易見，楊誌軍正是在西部的探尋、遊曆和膜拜的過程中，認識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這也是楊誌軍的寫作立場和人生立場變得異常的穩固與堅定的原因。信仰賦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麼樣的人生，什麼樣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與寫作逐漸回歸到自然與簡單，任俗世當中燈紅酒綠，任現實世界欲望飄蕩。
但是，這種高度的自省與界限意識，也給楊誌軍帶來了困境，這種困境之於寫作，就是一種過度的透明與清澈；之於現實，就在他在麵對人與人的問題時，在麵對人的道德前景時，顯現出一種哀傷與困惑。
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現實時，楊誌軍憂憤地寫道：當城市裏的西部人摩登起來的時候，卻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當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時候，又會讓人感受到貧窮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犧牲果真能夠換來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文明的高度發達是否能夠造成人生和心靈的高度歡喜、肉體和精神的高度幸福？
事實上，楊誌軍的這種困惑與某些西方現代經典作家集體性的道德憂患在氣質上是相通的。現實的生存境遇，需要人們放棄對憂鬱、深刻、厚重的讚美，放棄對曆史的迷戀，更不需要那許多載不動的理想主義和對天下蒼生的無謂憂患。於是，痛苦與哀愁飄落進了楊誌軍的字裏行間。
究其原因，也十分簡單。其實，楊誌軍的這種困惑與其個人的道德提升有著很大的關係，自我的警醒與信仰的追尋，已經使他在無意中預設了一個道德標準在那裏，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標準就越高，道德的淪落感其實也就越強。而現實中的道德進步，則是隨著文明的發展在潛移默化地進行著，它往往與個人的道德進步不同步。這極容易造成一種似乎越窮越有道德的錯覺。
考量蒙昧時代或者貧窮時代的道德是非常簡單的，它的呈現方式基本上不外於是否存在著一種淳樸的情誼，是否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信任；而考量現代社會的文明，則要繁雜許多，因為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圖譜，而且這種圖譜愈文明愈精深、愈具體，對現實行為的苛責也就越多。
另一重原因則是因為楊誌軍在明晰了信仰的所在之後，之於自身生命指向逐漸變得高度清醒。在現實中，他能清醒地分析出一個酒徒的快樂，但自己卻永遠都無法為了這種快樂而成為一個酒徒。
而這種困惑也恰恰反映了一個修行者，一個清醒的作家與現實的關係。現實是離棄不了的，現實又充滿了誘惑與缺憾。如何在這種誘惑與缺憾當中保持自己足夠的辨識力、保持不斷地自我完善與提升，同時又能夠對現實發出自己的呼號與聲音，貢獻出自己所擁有的修複現實、完善現實的力量，無疑是楊誌軍永恒的生命問題。
這也就需要楊誌軍不僅僅隻是潔身自好做一個孤獨的修行者，而是要做一個能在俗世中出出進進的修行者，他能夠容於俗世、救贖俗世，同時又不會被俗世糾纏住。這種修行，即是佛理中所闡釋的，修行最為艱苦的地方，不是山高地遠，不是閑雲野鶴，而是人生與環境最為繁華的所在。
而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部散文集，是楊誌軍從事文學創作以來第一部散文集。它取材於楊誌軍的“精神家園”。這裏麵既有對民風、民情等世俗圖景的敘說，也有對生態、地貌等自然景觀的描摹，還有對曆史與宗教形態的呈現，更重要的則是作者構築於這些風物之上的人文思索、道德探究和信仰追尋。而順著這些凝固的文字，你還可以深入到楊誌軍的精神世界，領悟到他的精神家園的構成肌理與形成邏輯。
作為楊誌軍的晚輩，能夠為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作序，心中滿是惶惶之意。這或許也是楊誌軍胸懷敞亮、內心澄明的一種表現吧。
2005年11月18日寫於青島邊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