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很多秋雨老師的書，讀史獵文的心僅占小部分，更多被他帶有強烈責任感、哲理性的表達和措辭而傾倒。還記得讀過第一部他的作品是《借我一生》（曾經眾說是他的封筆之作，但當《我等不到了》出版後，這種說法被打消），因為冠有這樣的名義，曾一度讓我將它當做一部史書來讀——謹慎、好奇又無從追問。秋雨老師在寫自己的記憶、經曆，那些時代的痣和桎梏，不管是惡疾的征兆還是某種時光枷鎖，都已經無從追究事件發生的責任性，唯一能做的僅僅是挨近敘述者的口吻，用同樣平靜，不加以責怪的心去適應時間流淌——曆史是包含在時間中的一個小身軀，當人們原諒了時間，也就對曆史釋然了。
那些灰色的文革，打壓，在他的漫談間紛紛蜷縮成一粒粒堅硬閃爍的鋼粒，被打磨光滑後晾曬在另外一個時代的理解中，成為一種近似於微笑的文化展現，平靜又不失風度，戲謔又從未放肆。直到現在，我還微微慶幸自己未從《文化苦旅》起始對他的認識，而是從《借我一生》中先一步了解他的成長曆程，以及造就他帶有明確責任感的思想的必然性。這使得往後的閱讀，有了更深的方向性，不至於誤讀，乃至曲解。
我不知道“必然”在什麼時候最有資格被提及，當“必然”被說出的時候，往往是事情已經發生，人們用得意的總結來驗證設想的，它的力量卻也變得很微弱，毫無人們假想時，這個詞彙帶來的自信和神秘氣息。人們喜愛用“偶然”甚於使用“必然”，前者還留有餘地，後者是非先知者絕無資格使用的。
我不是先知者，連小小的預言都不敢輕易說出，但讀完《借》後再去閱讀他的於文化認知的散文，遊記，隻覺得這種思想的形成與童年的關係，非用“必然”這個詞不可。我不敢用一個“偶然”一筆帶過幼年的損傷和悲愴，我不敢用一個“偶然”削弱文化沉澱需用時間的質量。而秋雨老師的童年，正是在那個社會所能創造的，擁有特殊的安詳和壓抑的年代誕生的。安詳在於人們的信仰和視野在一定意義上是統一的，因此少了很多思想的糾紛和被迫服從的事件，壓抑則是多數人們在安詳中逐漸習慣的心，已近乎失去麵對“改變”二字的力氣。
這種氛圍的產生能從那一座村莊說起，秋雨老師的母親作為全村唯一受過教育的女性，為其他視野依然慘白的女性實施義務性的掃盲。這樣一位女性在他的幼年首先確立了一個樸素的文化觀，在這種文化意識不足以帶動訴求後，他的舅舅以更隆重、更淒慘的方式銜接上了這一回答（我多次讀到對於這位人物的描寫，那是一個由平靜轉至悲慟的過程，我從中明白，在那一個社會背景下，尋求真理和文藝的代價，不是自己的血就是他人的血，當血液足夠豐盛，淹沒日常視野後，就有“改變”二字浮出液麵的機會），他的出場總是和一部《紅樓夢》相依偎，帶些古典詩性和擁有反叛之心卻不足的意識象征，總使我聯想到屈原一類的人物（這種聯想是很奇怪的，相比於屈原他更像是一個溫和的順受者），讀罷我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從中尋找到他們的共通之處——都死於社會的桎梏，隻是一方雄赳赳赴死留英名，另一方被一種“祥和、合理”的方式“處死”，且怨言全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