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龐德的所謂“理性”。如果理性意味著判斷，判斷意味著選擇，那麼，當我在唱片行選擇“記憶”時，連我都詫異自己的刻薄挑剔。每次，在層層疊疊的曲目唱片中找到那一件作品，興奮過後，記憶立即行使它的苛刻的權力：是這首曲子，但是且慢，聽，僅止聽哪怕一個音，“記憶”即條件反射般警告我：不對，不像，不是它！我固執己見，跡近瘋狂，以為我所聽到的演奏都不如少年時代遭遇的版本，它們早已賦予我堅固的“理性”，日後領我聆聽並嚴格判斷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
譬如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第二十七號之一，我以為比二十七號之二，即名滿天下的《月光曲》更為雋永耐聽，語調更為平心靜氣。可是我找到的二十七號之一的至少七八個演奏版本，雖然都是名家彈奏，卻每不如我早年聽的版本（安德烈耶娃，一九五九年錄音），阿勞的版本比較地好，我買下：第一樂章沉靜徐緩，對了（所有記憶，記憶的情節，立即活轉過來），第二樂章首句，那空蕩蕩的況味就大為欠缺（記憶於是受阻、中斷、失落）。自然，錄音品質是比六十年代的唱片好得太多了，可是錄音的品質並不等於音樂，尤難比照記憶：嗚呼，音樂記憶能夠“核對”麼？怎樣“核對”？
再就是《鱒魚》五重奏，室內樂的神品--前年讀到關於羅思科的一份資料，紐約抽象表現主義大匠，他也獨鍾這首曲子，原來他割腕自殺時便是一邊聽著《鱒魚》，一邊死掉的。這細節，竟看得我心中大喜--《鱒魚》演奏版本我曾選過不下十套，總是差強人意，唯在收音機聽得流亡俄人“鮑羅丁”樂隊的演奏版，似乎“像”了，去店裏找，回說還沒到貨。沒到貨，我可以等，等著，不免自問：是在計較音樂詮釋，還是在糾纏於無法核對的記憶？我是忒過執著於內心的偏私了，但這點偏私也是音樂給我的。CD發明之後，音樂演奏的品質（而不是錄音品質）亦必隨之提升麼？連CD也在找尋音樂自身的記憶呢，以室內樂為例，近年重新翻錄的許多二戰前後的舊版本，實在要比今人的演奏要好得太多，愈被愛樂者認作是不可超越的經典了。但文字是無法描述音樂的，我們得坐下來聽。
同誰坐下來聽？人不免以自己的經驗去揣度他人，有時，我會想到一代代流行音樂“發燒友”：他們的音樂記憶願意同父輩兒孫分享麼？（真多管閑事！）我是什麼樂器都不會弄的，古典音樂的世家，三代四代同堂坐攏，玩一闋海頓或舒曼的四重奏，沒有“代溝”，不必“發燒”，他們彼此分享共同的記憶，或者，根本無所謂記憶，唯餘音樂的純度。我那些傖俗寒磣的記憶，若非遭遇音樂，將是什麼？如果僅隻遇到樣板戲？而樣板戲今天也不易聽到了。此間每到聖誕，亨德爾的彌撒曲就總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還有數不清的宗教歌曲：這大概就是西方人的“樣板戲”？這裏的孩子們不假思索地跟著唱，跟著聽，他們的太祖父母的太祖，孩提時代也是這樣地唱過來、聽過來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