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是瓦格納的音樂劇，好像是《女武神》？總之是遲到了。遲到的聽眾，此地規矩是不可在開演後入場的，一律被客氣地引到一間冷颼颼的邊廳，讓你觀看同步播放的錄像。這一著雖說抱怨不得，但不知是算作安撫還是懲罰：從隔壁分明傳過來排山倒海的序曲，手裏又分明捏著票子，卻麵對一架電視機，而且還是黑白的。好不容易熬到首場落幕，衣履光鮮的遲到者這才鬼一般摸進場子，四散覓座。
不過瓦格納音樂劇的熱鬧兀長，倒仿佛是特意為遲到者著想的：那夜的演出竟至淩晨一時才結束。腦子裏全是那五六位牛高馬大的女武士在布景懸崖上持戟高歌。地鐵站裏，早已杳無人跡。
那半次，看的是《卡門》。過了十點吧，我與朋友路過歌劇院，門丁不知何往，當下我們決定混進去，旋即已經摸黑竄入甬道，怦然心動遙望舞台。卡門同誌又老又胖，唱是唱得好極了，挨了刀子慢慢倒下的身姿，也頗成功。之後呢，天哪，一匹真的馬，滿身不情願的樣子被牽上舞台，垂頭聽著鬥牛士的嚎哭與眾人的大合唱。散場時，一位老紳士擠在我左側朝外走，顯然大為激動，目光灼灼地對我說：“喔！偉大、偉大！年輕人，你以為如何？”
我以為如何？幸虧當年我是年輕人，現在可不敢了。
對了，在米蘭的古老的斯卡拉劇院還聽過一回舊俄名劇《伊凡·蘇薩寧》。其時蘇聯還健在，全體演員來自國家劇團，我聽著，忽然就傷感起來：女主角在父親被抓走後唱的那首詠歎調--“凶惡的強盜闖進家門”--我家原是有那首歌曲的唱片的，三十三轉，是上海當年的女高音張利娟，反正那唱片在抄家時被闖入者當麵摜在地上，裂成兩半，裂了，自然不能再聽，也就沒給抄沒，我記得是又放回封套，存了好幾年，日後記得歌詞，還獨自在江西的山路哇哇地唱。
意大利的遺老遺少，革命與戰爭一場場鬧下來，居然還在，那夜最是吃驚而難忘的，是幕間休息時在二樓廳堂目睹米蘭上流社會眾生相。這樣的華衣美服，這樣頹廢清雅的儀態，美國見不著。年輕的俊男美女自是不少，可在那些上了年紀的紳士和夫人身邊，竟黯然失色。怎會失色呢，不說也罷。
此外還見過誰？棺木中的霍洛維茨寫過了，見魯道夫·塞爾金，是他的告別演奏，依然對掌聲喝彩毫不動容。指揮家見得多些，我指的是電視，其實電視上看得最真--但在中國，在我少年時渴望一見的殷承宗同誌，確鑿見到了。八五年，卡內基廳，人到外國，當然彈外國曲子，謝幕時，他特意抬臉朝向二層三層以上多行了幾秒鍾注目禮：中國窮留學生買的都是廉票。不料這一注目，從四樓飛出一句純正的京片子：
“《黃河》！來一段《黃河》！”
殷承宗欠身行禮，看不清他的表情。穿著類似燕尾服的黑色舞台套裝，行止倒也中規中矩。隻見他沉吟片刻，撩起後擺坐好了，彈了《翻身道情》。
由當晚可數的美國聽眾聽來，《翻身道情》是唯一的“外國音樂”。
一九九五年四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