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革從1992年之前在保持國有企業的前提下改革，轉向1993年之後的非國有化，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
簡單地說，就是1992年之前放權讓利的改革表明，我們所有要解決的問題都沒有解決。要政企分開，其實政企沒有分開，要企業自負盈虧，企業仍然不可能自負盈虧。90年代早期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東諸城的改革。那裏有個市委書記，叫陳光，他把當地的一百幾十家國有企業都給賣了，或者甚至送給別人了—因為有些企業虧損，資不抵債，沒人要，他就送給別人。他得了一個稱號叫“陳賣光”。
國有企業最後走的這條道路，是國有企業的困難導致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國家銀行再不敢給國有企業繼續提供所謂的“安定團結貸款”。在這種情況下，隻好用另外的方式來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包括讓國有企業上市，包括出售國有企業。經過這樣15年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剩下的就是技術性的問題。好比我們幾大銀行，現在國家持有70%以上的股份，未來如果需要，國家隨時可以減持這些銀行的股份，那就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談中國的兩大改革，我們不能忽略了另外一項重要的變化，這就是非國有企業的崛起。如果沒有非國有企業的崛起，價格改革不會那麼成功，國有企業改革也不會那麼成功。因為如果沒有非國有企業，就沒有人接手國有企業減員增效釋放出來的資產和勞動力。
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更是非常曲折。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業是非法的。1982年有一個很大的案子叫溫州“八大王”，包括什麼紐扣大王、項鏈大王等等，有7人被逮捕判刑，一人逃跑了。原因很簡單，他們雇人了，雇人就是私人企業，私人企業是不合法的。1988年之後私有企業合法化，中國經濟發展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個人把中國這30年私有企業發展和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分為三個10年。1988年之前，可以說主要是農民轉變的企業家。那時候稍微有門路進入政府和國有企業工作的人，不會去做私人企業。第二個10年，就是1988~1997年這個階段，由於私有企業合法化，特別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有些人失去了在政府工作的前途，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幾個事件刺激很多原來在政府、國有部門工作的人離開做私人企業，可以叫第二代企業家。第三代是過去10年以海歸和工程師為主的企業家，好比百度的李彥宏、搜狐的張朝陽等等。這三代企業家，可以說推動了我們這30年的經濟成長。第一個10年，主要靠製造業和商業，那是農民企業家幹的事。第二個10年，地產和金融，那就是政府官員轉變的企業家做的事。第三個10年就是高科技產業，靠海歸企業家。沒有這三代企業家像接力賽那樣傳承的話，中國經濟不會如此成功。我們談改革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還有一個比喻。我們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在馬背上畫白道道，然後再逐步把假斑馬變成真斑馬的一個過程。好比一個村裏邊，以馬為主要生產工具，這些馬很懶，沒有效率。村長看到其他以斑馬為主的村很富有，所以想把馬換成斑馬。但是所有的村民都不同意。為啥呢？我們祖祖輩輩都跟馬在一塊兒，你幹嗎給我們換成斑馬。那村長做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晚上等村民都睡覺之後，偷偷拿一桶漆，在馬背上畫了好多的白道道。第二天早晨，村民發現，我們的馬怎麼變成斑馬了，就去質問這個村長。村長說，我沒有換成斑馬，隻是覺得好玩，畫了些白道道，你們去仔細看一下，還是我們原來的馬。村民一看，對了，還是原來的馬，所以就不再跟他爭論了。而這個村長每天晚上幹同樣的事情。後來村民們對馬和斑馬的區別已經沒有概念了，村長就把這些畫成白道道的馬真的換成了斑馬。直到有一天，村民發現，他們的馬真的變成斑馬了，但是比原來的馬更能幹活，所以就不再跟村長鬧事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改革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就是這個幫著畫白道道的村長。
現在我們看，中國的一部分馬已經徹底換成斑馬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還是畫著白道道的馬，包括我剛才講的大的銀行、大的國有企業。不過，既然已經把道道畫好了，下一步的問題就是怎麼把這些畫了白道道的馬變成真正的斑馬。為了完成這個過程，我覺得未來30年的改革重點，就應該由經濟體製改革轉向政治製度的改革。
我預測，未來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製度，對產權進行更好的保護。因為隻有在這個情況下，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穩固。然後到後15年，就可能要改進完善我們的民主選舉製度。這樣的話，經過60年的改革，中國應該變成一個經濟上富強，又是一個民主化的發達國家。我記得曆史學家唐德綱先生講過一句話，一個大的曆史變革，大體需要200年的曆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算起，到2040年剛好200年。可以說，從1978年開始的當代改革，是中國曆史性轉軌的最後60年。我希望，再過30年，我們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時候，可以很自豪地講，這60年是我們中國恢複到世界最強大國家地位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