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這是你第一次提出了雙軌製，也是迄今為止見諸文獻的最早提出雙軌製價格改革思路的文章，是破天荒的新思路。你的雙軌製改革思路隻是一種邏輯推理，還是從現實中得到的啟發？
張維迎：邏輯當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對價格理論沒有深刻正確的理解，不可能提出這個思路。但是我的具體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農村改革的啟發。事實上，我文章的第一節講的就是農村改革的經驗在於“放”而不在於“包”，定稿後第一節的標題就是“機製的改革與改革的機製—農村改革的啟示”。7月份《經濟日報》發了一個征文啟事，要舉行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我就投去這篇稿子，稿子還是油印的。這次會議共收到1300多篇論文，有124人入選為正式代表。會後知道，開始時我的論文落選了，後來文章不夠，又在落選稿中挑選，結果被看中。後來我才知道，複審意見是《經濟日報》記者石小敏寫的：“此文很好！”
訪談人：這時你還是西北大學的研究生。
張維迎：我們陝西去了5個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在浙江省德清縣的莫幹山上舉行，所以又稱“莫幹山會議”。這個討論會並沒有采取報告論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經濟改革及其相關問題作為中心議題，分7個專題小組展開討論。會議中的很多人血氣方剛，思想活躍，大家暢所欲言。我們不看電影，不遊山玩水，激烈的討論經常持續到深夜。我在第一組，根據我的記憶，這個組一開始好像並不叫“價格組”，而叫“宏觀經濟組”什麼的，可能是這個組最有影響的議題是價格改革，爭論最激烈、影響最大，大家就叫它“價格組”。當時國務院價格中心正在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合理的價格體係，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個發言的，他講了如何調整價格的思路。我當然不能同意他的觀點，迫不及待地發言批評了田源的觀點。我說，“調”不能解決價格不合理的根本問題，合理的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而不可能是政府製定，我還講了如何通過雙軌製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
訪談人：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市場價格的目標模式確實太大膽了，甚至是匪夷所思。
張維迎：所以除了田源本人，還有幾個發言者挑戰我。我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我一直對自己的邏輯思維很自信，也喜歡用一些淺顯的比喻。隨著討論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說服，至少覺得我講得有道理，我發言時點頭的人越來越多，掌聲也越來越多。我越講越興奮，後來也有人幫助我向大家解釋我的觀點，因為我普通話講得不好，有些人聽不懂。
訪談人：有人說，莫幹山上形成了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你是“放派”的代表，也是少數派。
張維迎：我現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無論“調派”還是“放派”，在具體做法上都包含有“調放結合”的思路。兩派之間的真正分歧是：第一，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不同，田源的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價格體製，我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製。第二，價格改革的主導方法不同，田源強調“以調為主”，根據計算出的“生產價格”調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係，而我強調“以放為主”，逐步放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製，也就是市場價格。第二個不同是由第一個不同決定的，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模式仍然是計劃價格體製，調整價格就必須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產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還能有計劃價格體製嗎？而如果你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製，以調為主就是不可行的，調是不可能調出市場價格的。
訪談人：你的所謂“放”，其實就是雙軌製的思路。
張維迎：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之前，沒有人從“放”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在我看來，“放”是雙軌製的核心，無論我提出的改革思路還是後來的改革實踐，都是這樣的。不明白這一點，就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什麼是雙軌製改革。不“放”，市場這一軌從何而來？雙軌製從何談起？如果價格是政府決定的，不論同一個產品有多少種價格，也不能叫雙軌製。雙軌製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方式，具體辦法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製，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平衡的價格體係”。有些人沒有讀我的文章，或者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把“放”與雙軌製說成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還有些人望文生義，說我主張“休克療法”，一步到位。但任何人隻要讀讀我的文章，或者真正認真聽了我在會上的發言，就會明白，我所講的“放”是逐步的“放”，通過雙軌製有計劃的“放”。
會議之前，我的文章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版本。會議期間，我和北京來的徐景安、內蒙古來的郭凡生住在一個房間。郭凡生是內蒙古自治區政策研究室辦公室負責人，他聽了我的觀點很興奮，會後他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我鉛印了300份，並把主要內容以《論價格改革》為題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徐景安是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總體規劃組處長，也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他這個人能夠很快認識新東西，會議期間有天晚上他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彙報，要我一起去參加。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接、太較真兒，擔心萬一首長聽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壞了。
訪談人：莫幹山會議結束後，你就回北京了嗎？
張維迎：沒有直接回去。因為會後要討論和寫作會議報告，有幾位與會者留在杭州，我也在其中。最後形成7份報告，其中關於價格改革的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我在報告起草過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講自己的看法，參與討論。報告是徐景安執筆起草的，他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他這個人綜合能力很強。而且因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非常清楚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關注什麼、如何向他們獻策。報告沒有提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究竟應該是什麼，是故意回避目標模式的爭論，擔心把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去。報告隻是歸納了兩種價格改革思路：第一種，調放結合，以調為主；第二種，調放結合，先放後調。這兩種改革思路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說是他自己理解的兩種思路。兩種思路中都有雙軌製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雙軌製。不久，張勁夫就在報告上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20天後，國務院負責人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的從改物價管理體製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由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1985年初政府正式把雙軌製作為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雙軌製思路隨後在其他方麵推開，包括外彙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房改、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製改革。雙軌製思路基本上變成了改革的主導思路，不同之處就是速度多快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