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價格問題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攔路虎”。當時主流觀點認為，不合理的價格體係應該改變，但價格必須由政府製定。所以人們討論的價格改革實際上是“價格調整”，也就是如何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調整到合理水平。
1984年4月我提出“雙軌製價格”的改革思路。我認為價格問題的根源在於價格製度不合理，改革方向是放棄政府定價，轉向市場定價。改革辦法是實行以“放”為主的價格雙軌製，即先使計劃額度固定不變，放開計劃外產品的價格控製，再逐步減少計劃內商品牌價的交易範圍，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場價格體製。
莫幹山會議對價格改革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對中國經濟體製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平穩過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訪談人：中國有一批經濟學家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著改革開放，您是其中的一員。能否談談您在這段曆程中的感受？
張維迎：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中有許多人還不知道經濟學是何物。恢複高考那一年，我報考的是西北大學中文係，錄取時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係，學的就是傳統政治經濟學。西北大學缺少像北大這種師資結構，沒有教西方經濟學的。畢業後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學的專業還是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是偶然的機遇，我的思想不會有徹底轉變。
1982年2月在西安召開了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裏程碑。我們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那時我23歲，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上發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係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引起了很大爭議。
訪談人：茅於軾在一篇回憶文章裏說，你的發言給他的印象很深刻。
張維迎：茅於軾、楊小凱、田國強這些人我都是在這個會議上認識的，我受他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楊小凱和茅於軾先生，茅於軾講的擇優分配原理對我的啟發很大，使我對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模糊地認識到過去大學四年學的政治經濟學有問題。會後，我在西安一家專門賣內部書的外文書店買了英文版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和台灣翻譯出版的約翰·迪尤與羅伯特·克洛爾合著的《中級經濟分析》。我就以這兩本書為藍本，自學現代經濟學。同時我還組織了6位誌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辦了個讀書班，係統地自學《微觀經濟學》。每周我們聚一個下午，我來主講。你要給別人講，自己首先得搞明白。這樣半年多下來，“老師”的角色迫使我對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真正搞明白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理論。同時我也在看另外一些書，包括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還有英文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等等，慢慢形成了對市場概念的一個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時候，我腦子裏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價格信號，一個是企業家。
訪談人：大概在你組織讀書班前後，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文章《為錢正名》，引發了一場風波。
張維迎：那是讀書班之後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發表的，這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裏，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作貢獻，所以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做壞東西。文章發表後正趕上“反精神汙染”運動，全國掀起一場針對我的觀點的大批判，《中國青年報》等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文章還被陝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壓力巨大，學校研究生處處長把我叫去，說：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麼多年，你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說呢，發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這怎麼行呢！在北京的茅於軾先生則來信勉勵我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我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訪談人：在自學西方經濟學的同時，你也很關心現實問題？
張維迎：對，我很關注當時政府有關整頓價格秩序的報道，我覺得自己對價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與當時流行的觀點不一樣的想法。
訪談人：流行的觀點是調整價格。那時候價格不合理，企業改革實行的“放權讓利”的模式，導致企業“利大大幹，利小小幹，無利不幹”，進一步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失調和供求的不平衡，政府對價格的控製越來越難，計劃指標也越來越難以得到執行。
張維迎：因為企業有自主權了，農副產品放開了，市場上比較混亂，有些人不執行國家計劃政策，偷著超出計劃價格賣產品，政府接連發紅頭文件、在《人民日報》上發文章，要求堅決整頓價格秩序，嚴格執行國家政策。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官員也認識到，不合理的價格體係已經成為改革的“攔路虎”，討論價格改革的文章越來越多。但是當時“計劃價格”仍然是一個“神話”，主流觀點是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價格必須由國家計劃製定。所以，人們討論的所謂價格改革實際上是“價格調整”，就是如何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體係調整到合理水平。
訪談人：經濟學家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按成本價格定價”還是“按生產價格定價”，是“大調”還是“小調”，而沒有人提出要根本改變價格的決定機製。
張維迎：沒有，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價格體係不合理的病因在於計劃製定價格時沒有遵循“價值規律”，而不在價格形成機製不合理。他們相信，合理的價格體係可以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出來。
訪談人：在前蘇聯也有類似的幻想。在經濟學家們爭論的時候，你已經是一個市場價格論者了。
張維迎：是的，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因為苦讀了微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已紮根在我的腦子裏。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從而調節供求、引導資源配置，怎麼能用政府的辦法去管它呢？
二
訪談人：你的碩士論文談的就是價格理論和價格改革。
張維迎：1983年底開始論文的選題，我意識到研究價格改革問題現實性很強，而且我很有想法，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樣，很新穎。那時我已經決定畢業以後要來北京工作，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受到批判，我就不想在那兒待了。在做論文期間，我有好幾個月都住在北京的朋友家裏。我也認識了很多現在的朋友，包括像周其仁、宋國青等人，他們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看法對我啟發很大。我經常去茅於軾老師家請教問題，他給了我許多幫助，他是我真正的學術導師和學術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觀點的形成離不開他的啟發。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價格改革思路。
訪談人：你的價格改革思路是什麼？
張維迎：企業自主權與固定價格體係是不相容的，中國價格體係的不合理根源在於價格管理體製的不合理，隻要不廢除計劃價格管理體製，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擴大企業自主權與宏觀經濟平衡的矛盾不可能解決。因此，價格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放在放開價格管製上，而不是價格調整上。思路一旦形成，寫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兩三天時間就完成了1萬多字的文章《以價格體製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製的改革》。我很興奮，拿去給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後也很喜歡，剛好他在幫丁寧寧編輯《專家建議》，那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內參。丁寧寧是能源組的負責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薦給了丁寧寧，文章就發表在1984年6月份的《專家建議》上。
訪談人：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張維迎：在文章裏我首先提出，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機製，這個機製就是價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場。我分析了價格的信息功能，僵化的價格體製如何導致價格扭曲，扭曲的價格又如何導致各種利益關係的扭曲和經濟結構的扭曲。然後我證明為什麼必須把價格改革的重點放在價格製度的改革上，而不是把“寶”壓在價格調整上。因為價格製度的不合理是“因”，價格體係不合理是“果”，是表現形式；如果不改革價格的形成機製，價格不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我還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價格好像“溫度計”，計劃價格是一個“不脹鋼溫度計”，價格調整隻是用新的“不脹鋼溫度計”替代舊的“不脹鋼溫度計”，而我們需要的是隨著氣溫變化而自動升降的“水銀柱溫度計”。再接下來，我比較係統地論述了以“放”為主的雙軌製價格的改革思路。文章寫道：“所謂價格製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製，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平衡的價格體係，以充分發揮價格機製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注：當時不能講市場經濟，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結果不可能是計劃經濟。）“價格體製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製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製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於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而在於每一步是否都在趨向合理。”我接下來提出了價格改革的八個步驟，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將產品的指令性計劃基數固定下來不再擴大，相應地開放計劃外市場，基數內按計劃價調撥，基數外按市場價交易；然後，國家再分批、分類、分步地逐步放開基數內產品價格，同時取消計劃和調撥，或者對某些產品“先調後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場價格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