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區別在於，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樣。從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看，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
沒有地方政府的推動，不會有中國改革的成功。我們今後麵臨的問題是怎麼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權力，而不是強迫地方政府接受中央的所有政策。
未來中國能不能變成一個創新國家依賴於企業家。如果政府不放開投資領域，企業家總是提心吊膽，企業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業家行為沒有合理報酬，我們永遠不可能變成創新型國家。
一
訪談人：對於“什麼改變中國”這樣一個宏大的問題，企業家、社會學家、政府官員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為經濟學家，您的回答是什麼？
張維迎：從製度變革的角度看，簡單地說，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如果從“英雄創造曆史”或“曆史創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因為鄧小平啟動了改革開放。
當然，也有人認為，在改革開放前夕，在經曆了“文革”這樣的災難之後，中國即使沒有鄧小平，也會出來另一個領導曆史變革的人。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鄧小平有超乎尋常的眼光和膽略，對改革開放的啟動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麵，我自己想強調的一點，就是從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講，是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我一直認為，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區別就在於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樣。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有一個好的製度環境，使得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去創業；而在落後國家，往往是最優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個觀點，希望中國人從“學而優則仕”轉到“學而優則商”。這個轉變很大程度就是改革開放的寫照。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地區差異作一個比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員占總人口或就業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區，經濟增長率越高。這說明政府官員比例的減少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們把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的GDP情況作一個比較（除香港、澳門外），會發現，企業家活動越發達的地方，社會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為勞動收入、利潤、稅收和折舊。如果把利潤占當地GDP的比例與當地的基尼係數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潤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係數反倒越低。
所以，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哪個地方對企業家有吸引力，哪個地方的經濟增長就快，哪個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個地方的創業環境好，哪個地方的企業辦得多，哪個地方的就業壓力就小。企業家隊伍的壯大對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麵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幾次大的經濟發展，都與企業家群體的成長有關。
訪談人：能否具體描述一下中國企業家成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
張維迎：大致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有三次浪潮，這三次浪潮伴隨三代中國企業家的成長，也是三次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一次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農村的“能人”轉變為企業家。改革開放之前，農村人沒有機會進入城市。改革開放之後，農村出現自由市場，一些“能人”包括鄉鎮幹部開始做企業。當時城市裏也有一些人經商，主要都是沒有出路的人，政府去不了，國企也去不了，所以就去倒買倒賣，成了個體戶。這是推動我們80年代經濟高峰的一個浪潮。
現在來看，個人創業很正常，但當時不同，從事商業活動要冒很大風險，要背很大的罪名。典型的是安徽蕪湖出了個“傻子”瓜子年廣久，靠炒瓜子賺錢，公安機關要逮捕他。這個案子兩次鬧到中央，你可以想象當時環境的惡劣。由於私營企業環境惡劣，很多私營企業選擇戴了“紅帽子”。這導致多年以後，產權改革麵臨的一大難題就是這些“紅帽子”企業怎麼辦。
第二次浪潮在20世紀90年代，一批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下海經商。這次浪潮有一些特殊背景。一方麵是“八九政治風波”之後，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沒有辦法在政府繼續工作。另一方麵，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改變了中國的政策環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業的前途。這批以官員、知識分子下海為主形成的企業家隊伍，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20世紀90年代的企業家和80年代的不一樣。前一撥是鄉鎮企業家，主要搞貿易或者做產品；後一撥人受教育程度比較高，視野比較開闊。例如90年代中國出現了房地產泡沫，而80年代的企業家是搞不起泡沫的。搞泡沫要具備相當開闊的視野、相當高的智商才行。這樣的人成為企業家，把中國經濟搞活了。可以說，中國經濟在80年代是量變，90年代是質變。
第三次企業家浪潮是2000年前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出現了一批以海歸人員為主的專家型企業家。這批企業家可以說是21世紀開始以新經濟、網絡經濟為重要特征的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
訪談人：這三代中國企業家的相同與不同點是什麼？
張維迎：要說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業家受的正規知識教育比較少；第二代企業家很多是大學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統攬全局的能力比較強；第三代很多在國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術的發展，懂得國際資本運作，更有國際視野。
三代企業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麵臨的產權製度不一樣。第一代企業家基本是戴“紅帽子”做起來的，有很多麻煩；第二代比第一代的產權狀況要好，那個時候允許注冊私人企業，原來的企業開始改製、摘帽子；而第三代企業家在產權結構治理方麵一開始就比較正規。
社會上對第三代企業家的非議很少，一方麵是他們的產權結構一開始就比較清楚，他們的企業很多在國外上市，拿外國人的錢，似乎與我們無關。另一方麵，他們的企業大多與高科技相聯係，一般人不太懂，看起來沒有可比性。而前兩代企業家做的事好像每個人都能做，所以他們的成功似乎總隱藏著什麼問題，容易受到懷疑。
要說共同點，所有的企業家都有一個，就是創業時要冒很大風險。20世紀80年代企業家麵臨的主要是體製風險。別人不敢幹，你敢幹，你的收入就高。90年代成長的企業家開始要麵對市場風險。因為這種風險，當時很多成功的企業，現在已經死掉；很多當時叱吒風雲的企業家，現在默默無聞，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高風險與不確定性是所有企業家的共同特征，現在成功的企業家也同樣如此。
訪談人：在你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背後是企業家的成長，而企業家成長的背後又是什麼呢？
張維迎：企業家成長背後是人們選擇和創業的自由。隻要給人們自由，就會有人去創業。比如某一個地方，某種產品供不應求，價格很高，就會有人想方設法，組織資源，去生產和銷售這種產品。這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作用就是通過調配資源使得社會財富增加。
自由也意味著分配製度和激勵製度發生變化。過去大家都不願意做企業，因為做企業不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質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車級別不夠，坐不了臥鋪，坐飛機買不到票。到後來，政府官員能得到的東西，通過做企業照樣可以得到。這就鼓勵了更多的人通過創業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還有一點，中國企業家的成長也依賴於社會觀念的改變。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於中國人來說，企業家或資本家完全是一個貶義的概念，它對應的是剝削、欺詐、罪惡之類的詞彙。這樣的觀念如果沒有改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是不可想象的。
二
訪談人：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地方競爭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你過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競爭是促成中國經濟民營化以及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張維迎：所謂地方競爭，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資金、企業家、占領市場等資源的競爭。為了吸引資源，地方政府必須改善交通環境，增加基礎設施，提高政府服務質量，等等。這些行為當然有利於經濟增長。
企業家改變中國，是從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說的。如果從具體的行業來分析，沒有房地產就不會有中國經濟的今天。如果我們觀察中國各個城市的基礎設施、生活環境，很難想象10年之間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當然這中間也有問題，例如形象工程、貪汙腐敗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曆朝曆代都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前就是這樣。關鍵在於，你要建這個城市，要修這麼多路、架這麼多橋，錢從哪兒來？
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很多城市出現了國有企業“抱著金飯碗討飯吃”的局麵。在城市的黃金地段，有些老國企衰落之後，連職工的工資都發不起。但隨著房地產的發展，這些企業把土地一轉讓，它的資產成百上千倍地增值。這樣一來，企業職工安置解決了，新的商業區建起來了，城市建設的錢也有了。這就是房地產業的作用：地還是那塊地，人還是那些人，但由於改變了用途，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財富就被創造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