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來到銀川，從一個財經記者轉向時政記者再轉向文化記者，開始將自己的腳印送往西夏故地的角角落落。在別人的眼裏，我是個詩人、校園文學評論者、記者，無論怎樣，和西夏是搭不上邊的。人在一條路上走得久了，換個路子或許更能成就自己。西夏，是我步入30歲後嵌入人生的另一道風景。
來銀川工作之前，我對西夏的了解很少。然而在看了這個王朝及其主體民族的前身後世後，我越發對專家們從一本書抄到另一本書的諸多說法產生懷疑，於是選擇了上路，它讓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西夏。幾年來，零下27度的嚴寒裏橫穿騰格裏沙漠去內蒙古的通湖草原、冒著大雪從古鹽洲走進鄂托克旗發現“草原上的敦煌”、在青藏高原東南部尋找黨項人最初的“析支之地”
時趴在簡易招待所裏通宵整理采訪資料、為了讓膽結石不成為負擔最後一次進藏前切除了膽囊、在喜馬拉雅山麓連續三天吃不上飯喝不上開水、徒步穿過沱沱河時遇上野狼、見到康巴漢子給我生牛肉時猛吃一頓傷了胃、搭乘油罐車從甘肅到西藏、30天徒步穿越找到夏爾巴村落、冒著38度的高溫橫穿河西走廊走進敦煌……路途艱難說明不了什麼，重要的是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和記錄的筆，於是有了這本書。如今，我還在尋找西夏的路上，當媒體或周圍的人稱呼我為“西夏學者”時，不論包含的尊重是否真誠，我沒有拒絕，因為我知道“學者”在國人的眼裏是“有學問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們也應該是“學習的人”這個含義，在西夏的路上我永遠是個學習的人。
這幾年來，我幾乎一直在路上，與西夏有關的省份都曾經有我匆忙的腳步，西藏、青海、甘肅、內蒙古、寧夏、四川、北京、遼寧，蒙古族、漢族、撒拉族、裕固族、藏族、羌族、回族，高原、沙漠、草原、深山、河流……這些地理因素與人文因素所構成的文化與自然、宗教與民族的綜合版圖中，都有著我的身影。作為一個體製內的人，我得要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之後才能選擇盡可能出去的機會。從外省回來的一個個晚上，我把自己囚在電腦前，寫下一段又一段的文字。
銀川這幾年一直打著一個響亮的文化招牌--西夏，西夏被當作文化的“戲台”為“唱戲”的經濟服務，舞蹈、音樂、詩歌等樣式的“西夏”在各種場合亮相，可一個真實的西夏在哪裏？我喜歡西夏王陵裏出土的碑礎，一個個怒目發力，是高大建築物的支撐，而現代西夏的精神碑礎在哪裏？我的出場又與什麼有關呢？
我采取了兩種方法走進西夏，很傳統也很普通：讀萬卷書與行萬裏路。我大量閱讀前輩們留下的珍貴文獻及專著，但我後來放棄了，因為在我的“西夏閱讀”中，看到一些專著把學問變成了紙上的爬行，不少東西像地攤上炒栗子被翻來覆去地炒著，甚至是以訛傳訛。於是，我選擇了親為和丈量的方式親近西夏，把自己一次次置放在路上，走著費孝通式的山野之路和餘純順式的丈量之路。我將足跡撒遍西夏王朝與黨項羌所影響的10多個省區，一路上遇到很多難以言盡的困難，甚至威脅到生命。我無法不感謝從都市到鄉野、從草原到平原、從高山到沙漠的行進途中所遇上的那些給我各種幫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