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與丈量，使本書多了些田野風味和親為體驗的色彩，也增加了我對本書在體式和內涵上的信心。我希望它成為一個雜體：詩歌、研究、隨筆、專訪等各種文體出現在一本書裏，它們的出現是自然的。我常常想起崔塗的那首《春夕》詩：“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裏，子規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發春唯滿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無湖煙景有誰爭？”客居在外，春夕念鄉，這是人之常情；蝴蝶子規，三更月孤，這是常景；故園動書，華發早生，這是常語；人在江湖，歸鄉不得，這是常難。我的生活境況在這首詩裏有著極完整的描述，難度是在“常”中做出自己的“不常”來。
當朋友們說我對西夏曆史如何如何時，我還是一臉愧然。按照科林伍德的說法，曆史是曆史學家在心靈中重溫往事的一門學科。西夏，這個神秘王朝像一株大樹，曾經有豐茂的葉片，曾經有鬱蔥的綠色，但隨著時光的流失逐漸凋落。曆史就這樣，隨著時間流逝，我們對它的遺忘越多。我的努力有限的，重要的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走進了曆史。
現在看來，之前那些人筆下的西夏，更多的是懸浮在白紙黑字上的概念，西夏成為躺在學術之碗中的一條死魚。我還不能發出“可憐文士舔故紙，堪歎書生蛀蟲魚”的指責。著名科學史家喬治·薩頓說過：“人類的曆史具有兩重性：政治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廣大群眾的曆史，而精神的曆史大體上是少數個人的曆史。”我沒有前者的責任和義務，也達不到後者的境界；我在這兩者中間中動身上路，以自己的方式告訴讀者一個親為丈量後的西夏。
生命中總有些遺憾。在對西夏的丈量中，對川西一帶尤其甘孜州一帶的走馬觀花、限於身份不能探進後藏寺院、對夏爾巴來曆有著重要例證的一些經卷未曾目睹等等，不得不流於草率，如果條件允許，我想我還能夠做得更好。在這條路上走得久了，不知不覺就將自己拋入孤寂境遇，我要對那些讀懂這些文字與心跡的人說：我感謝你們。天快亮了，這時，醒著的總比睡著的少，上路的總比在家的少。“燦爛途中酒，寂寞醒後詩。”我願意聆聽任何真誠的批評與意見。也誠摯感激那些一路幫助我、支持我的親人和朋友，有賴他們才得以至此。謝謝。
2005年10月29日淩晨4點於朔地·載水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