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馮智在《雲南藏族曆史的幾個特點及其形成原因》一文中指出：“秦漢時期，這裏就為‘西南夷’的部分，受到漢武帝和諸葛亮的征服，漢文化由此影響於這一地區。吐蕃以前，‘施蠻’、‘順蠻’、‘羌人’活動於此，如奔子欄--其宗--尼西一帶……是‘施蠻’、‘順蠻’、‘昆明文化’的混合區，史稱‘下奪龍巴’。”滇西北有著許多與黨項人相像的生活印記，比如也曾流行岩葬--人死後經火化再與泥土合粘刻成木雕形，然後再放入岩洞存放。
忽必烈南征大理時，南逃的一支黨項人在滇西北已經沒有力量繼續前行了。西夏黨項人終於結束逃亡生涯，滇西北也成為西夏黨項人影響的最南端地區。明代時，隨著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逞強藏區，大批納西族遷移而來，深入滇藏各地。現在，當遊客們流連大研古鎮神秘文化及納西古樂神韻時，很難有人想得到這片土地和距離它幾千公裏之遠的西夏王朝的關係。
張心武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觀點：當年，一支堅持南下的黨項人逃亡到這裏，蒙古軍的追殺隨之而來，這支逃亡隊伍被迫殊死拚殺，他們能夠留在這片陌生土地上的隻有鮮血了。可那些隨同的女人怎麼辦？在他們的意識裏，隻要有女人就會有孩子，就會有一個種族存活並站起來的希望。他們最後決定把女人和一些受傷的男人安排到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瀘沽湖。其他人則與蒙古軍拚殺，力竭而亡。隨著時間流逝，幸存的女人和康複的傷員為了種族繁衍走到了一起，這裏的婚俗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承傳這個民族本來就有的尊重女性傳統，因此女人在性和婚姻上始終掌握著主動權。
當年張心武曾與我一起考察過羌族風俗，對他的這一看法我也頗為認同。百褶裙、頭帕和披氈--這些傳統服飾在西夏故地和瀘沽湖地區有著極大的相似。此外，兩地“成丁禮”習俗也相似。
14世紀藏族著名文獻《賢者喜宴》（巴俄·祖拉陳娃著）對西夏的勢力影響範圍是這樣記載的：“東麵為漢地，南麵為vjang。”陳慶英在《簡論藏文史籍關於西夏的記載》一文中認為“vjang”指雲南麗江、大理。王懷林發表《神秘的女國文化帶》提出：丹巴、紮壩，都處在易守難攻的高山峽穀，並和瀘沽湖一樣，遠離周邊政治中心。幾處都以農耕為主，避免了逐水草而居的遷徙。從丹巴、紮壩到瀘沽湖，通過大渡河、鮮水河、雅礱江及其中間的草原低地，容易溝通，三者之間文化具有關聯也就不足為奇了。
1998年，四川大學“羌族社會曆史文化合作研究課題組”對桃坪羌寨和瀘沽湖一帶的納西族進行了考察，參與者汪燕翎在《岷江上遊地區羌族和雲南麗江地區納西族服飾文化比較》一文中也表達了雲南納西族和羌族在源流上一致的觀點。其他在諸如《創世紀》、《遷徙人間》等納西族傳說與東巴經典中，也都表明了納西族的祖先是從西北遷徙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