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氏後裔主要散居在雲南的昆明、大理、麗江、昭通、東川、玉溪、個舊等地。其民族成分在元朝之後多被迫改為漢族，有的改為蒙古族，有的與當地民族通婚後改隨對方民族。朵舜年，曾在中共雲南省委統戰部工作過，他也是數千斡氏後裔中的一員。他的家族中珍藏著兩本家譜，一本修纂於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另一本修纂於鹹豐五年（1855）。從家譜及史籍的記載可以印證斡道衝與朵兒赤的傳承關係。
青銅輝光，納西族來臨之前
晉寧，是我遇到的又一個重複地名。在陝北黃土高原尋找西夏東界時，知道西夏曾經在晉陝大峽穀的深處設置有晉寧軍。現在，當我尋找西夏黨項人後裔的去向，來到昆明南部的晉寧縣--這也是一個和西夏有淵源的地方。1955年，當地居民挖出過青銅器，明顯不同於中原地區的風格。這些神秘的青銅器著重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與西夏絹畫與壁畫的場景相似。這些青銅器所表現的內容很多，包括播種、上倉、放牧、舞樂、狩獵甚至動物交合、男歡女愛等等。按說當時滇地還沒有成熟的種植業，晉寧的氣候與地形也不適合大場放牧，且滇人也沒有發達的娛樂生活，這些離當時當地人生活實景很遙遠的畫麵是怎麼出現的呢？
有學者指出，當地人在缺乏原料和技術的情況下在當時是無法造出這樣的器皿的，很可能是黨項人帶來的。如果這個論斷成立，那麼晉寧就是黨項人流亡的最南端了。
或許我們能做這樣一個大膽的推測：當年那些在川西分流的黨項人再一次化整為零，分成了三股力量，一股西進西藏高原成為今天喜馬拉雅山腹地的夏爾巴人，一股融入當地成了今天川西北一帶的嘉絨、藏族、羌人，一股經今康定、稻城、香城繼續南下進入雲南。最後的這支力量和四五千年前就來到當地的古羌人融合，一並創造了燦爛的古滇文化。
青年學者張翔裏於2005年夏從四川鬆潘趕到銀川，拿給我一篇關於羌人南下的文章，談及“南中國絲綢之路”。考古學家很早已注意到“滇西北--四川西部--甘青地區”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文化淵源關係。這一地區從地理意義上講是中國第二台階，也正是吳天墀所說西夏後裔進入川西的大通道。楊帆在《古滇，最後的青銅王國》說：“甘青地區的典型文化與羌族關係密切，像齊家文化中比較典型的屈肢、砍頭、亂骨葬等葬式，從不見於商、周的主體文化圈中，而是戎人、羌人所特有的。”“畏秦之威”南遷的氐人曾在秦地附近與狄、戎等草原民族雜居，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出土的不少青銅器皿上明顯有著和雲南地理性格及文化要素很不一致的草原文化的影子，這也使得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以及羊甫頭出土的漆器、陶器會呈現出“四不像”的特點--它們是諸多文化相交後的變異。滇西北一帶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氣候環境均較獨特，具有年溫差小、日溫差大、無霜期長的特點，適合植物生長；加之山脈河流縱橫，湖泊盆地密布，更適合小規模的原始部落分布其間。和我後來到雅魯藏布江及喜馬拉雅山腹地夏爾巴人生活的那些地區一樣，它能給流亡者提供最理想的避難所。黨項人逃亡到稻城、亞丁一帶後是否又向南滲透，至今仍是個曆史之謎。迪慶藏族自治州是外國人遊曆中國時發現的“香格裏拉”，被作為旅遊區扶持發達起來，曆史上曾經是中國西北與西南交流的重要通道。迪慶不同於西藏也不同於內地，兩千多年前就已成為古代各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融彙點。發掘於迪慶境內的石棺墓兼有甘、青北方墓文化和滇青銅文化的特色，同時還帶有當地土著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