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在記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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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年10月13日，倫敦的一份電報文稿報道了中國的武昌首義。據《紐約時報》記者了解，清朝的叛亂並非偶然降臨，過去三四年中，在孫(中山)博士領導下，一批最精明的清朝進步人士組成革命團體，並最終發動了這場革命。在他們的精心策劃和秘密組織下，才取得今天的結果。文章充滿中國通的滿足感，說這項證據具有權威性，並且非常肯定。
在武昌首義後的第三天，作為世界中心的英美媒體就作出了這個判斷，並且公之於眾，客觀上有利於奠定孫中山在曆史上的地位。此時，不管是《紐約時報》還是《泰晤士報》，對黎元洪、劉公一無所知。
幾乎在首義爆發的同時，芝加哥同盟會秘書德斯奧(Desio)稱，孫中山本人還在大清朝國內活動。實際上，孫中山此時身在美國。革命爆發後，德斯奧終於承認他提供的消息有誤。他暗示說，孫博士此時不在聖路易斯就在堪薩斯城，散發有關武裝起義推翻滿清的消息，並積極籌措革命資金。之所以努力隱瞞這位東方偉人在美國的情況，是為了轉移清政府對其行蹤的注意力。
一個多月後，集傳教士、旅行家和記者於一身的英國人丁格爾(EdwinJ.Dingle)風塵仆仆地趕到武昌，采訪新任總督黎元洪。作為第一個和新政權領導人接觸的外國人，他注意到了對方犀利的眼神和寬大的下巴。黎元洪稍胖的身姿使其軍人神采稍有減損，“如果不了解他的軍隊背景，很容易誤認為他是一個富裕的商人”。
顯然，黎元洪意識到了對外部世界介紹自己事業的必要。在整個采訪過程中，他努力用英語和丁格爾談話。這位中國將軍詞不達意，說話磕磕巴巴，但他仍然很努力。
丁格爾的這篇報道很快發表在《大陸報》上，這份報紙致力於向外國人宣傳中國社會改革。而他們麵對的這一年，改良社會終於演變成為武裝革命。采訪結束後，黎元洪送別丁格爾。在門口，他停下來，把左手放在丁格爾的肩膀上，說:“請不要忘記說，這次革命發生完全是因為滿人對漢人太不公平，沒有其他的原因。”
黎元洪有超越時代的抱負。他有五個孩子，兩男三女。這位剛剛卷入一場革命的軍人對丁格爾說，等孩子們長大後會送他們留洋。“去哪裏?”丁格爾問。“美國。”將軍的臉上寫滿了幸福的期待。
迄今為止，沒有史料可以證明，《紐約時報》的報道是否受到了中國人的影響。換言之，是否有孫派人士主動爆料，在世界範圍內給這次革命“攀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英美方麵對孫中山的態度一直很好。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清廷官員設計誘捕並將他幽禁於公使館內。外交官煞費苦心，企圖把他遣送回國。一旦回到中國，孫中山必然要為其反抗皇權的行為付出生命代價。危急關頭，他設法從清公使館發出了一封信。清駐英公使館二等參讚馬格裏(MacartneyHaliday)參與了消息傳遞。孫博士在信中聲稱自己是英國公民，因此索爾茲伯裏侯爵(LordSalisbury)堅持清朝公使館必須釋放孫中山。最終，孫中山避免了被押送回大清朝的命運。
革命已經爆發，孫中山在回國的路上。有資料顯示，他長期在美國出入，僑領協助其取得了在夏威夷的出生證明，讓他成為美國公民。武昌首義後，英美兩國媒體很樂於爭先提及，這次可能促使一個新民主共和國誕生的革命，來自一個“本國”公民的作用。
而在丁格爾看來，中國革命非但沒有這樣簡單，也遠遠未到邀功時刻。黎元洪矢誌要把兒女送出國的段落，並非記錄者的無心之舉。隱含的意思非常簡單:即便是這次革命的領導者，也對這個國家的未來並不放心。
1910年3月，廣州新軍起義剛剛敗北，孫中山在洛杉磯附近的長堤與美國軍人荷馬·李(HomerLea)等人碰頭，請求美國財團提供三百五十萬美元經濟資助。在這次會麵中，中方決定革命黨人暫行終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為“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1911年7月底，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為起義定下的新計劃設定於1913年。時乖運蹇之中，革命誌士打算不再動輒發動起義，而力主精心籌劃後確保“成功率”。
不料，該會成立不到三個月，武昌起義就突然爆發了。多年之後，孫中山回想起辛亥年的情景，也直言不諱:“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
然而，這真的是一場意外嗎?曆史的真相，我們如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