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善於遷徙的族群。四川客家人在陌生環境中如何站起來，即如何在困境中白手起家，謀生存、求發展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客家人在不斷遷徙中擇善而居，白手起家，艱苦創業，在艱苦環境中不忘子孫的教育，創造了貧困中教育出奇跡的神話，說明了“茅屋出公卿”的道理；為始終保持銳氣，四川客家不斷對後代進行艱苦創業教育，以防止惰性心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客家人成才的事實告訴我們逆境成才的道理。這是客家教育值得我們借鑒之處。
移民社會初期，四川客家人在積極融入遷入地主流社會的同時又始終保持自我文化認同，在此社會化過程中客家人是怎樣培養、教育子女，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在客家人社會化過程中，四川客家表現出“崇文重教”的特色。盡管學術界對此多有探討，但至今仍存在不少分歧，筆者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一是對“崇文重教”的理解存在誤區，其實，客家“崇文重教”主要表現在對非正規教育的重視；二是隻注重從族群性角度分析，忽視了“崇文重教”的地域性。為此，本文以“崇文重教”為中心，從族群性和地域性兩方麵分析四川客家教育的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時空差異，從而勾畫清代以來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輪廓。
“崇文重教”中的“教”指教育，一般的理解隻認為是學校教育，因而許多人把“崇文重教”與“人才輩出”、“文教發達”相提並論。其實，“崇文重教”中的“教”應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兩類。通過前文的分析，對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考察可從以下方麵進行思考：一是教育觀及其影響，反映了客家對教育訴求；二是從教育與客家的生計看，強調耕讀傳家的家風；三是從教育與客家族群的發展看，重視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教育，重視族群曆史的集體記憶，體現了客家人崇尚文化的傳統；四是客家宗族辦學的熱情、成效和規模；五是學校教育與人才狀況。總之，強化族群文化認同教育是客家“崇文重教”的主要體現；受經濟和環境兩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崇文重教”存在明顯的時空差異。客家地區“崇文重教”、“尚文重學”的社會氛圍使客家地區的家族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並行發展，由於曆史發展與地理環境的原因，客家“崇文重教”並不一定表現出文教發達的特點。
客家文化是族群意義上的文化，又是典型的地域文化。四川的客家教育也表現出族群性和地域性特點。客家文化首先是族群文化，因而四川客家教育表現出族群性的特點；客家文化又是區域文化，表現出地域性特點。地域性是對於某特定區域文化表現出的特征。客家人離開大本營遷入到四川後四川客家為融入或紮根於當地主流社會，為適應當地社會的發展，四川的客家文化又受地域文化的影響，發生地域性流變，從而表現出與原鄉文化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因而四川客家教育又呈現出地域性的特色。
前文提到，族群性是指族群的性質和特點，是一個族群長期適應一定的生存環境而形成的特性。客家“崇文重教”主要是客家適應“住山不住壩”生存環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適應策略。“耕讀傳家”是生活在“孬田孬土”的客家人謀生存、求發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選擇民風淳樸的人居環境的理想生活模式。四川移民社會兩大族群的互動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廣人貶稱為“土廣東”、“苕管兒”，有明顯的歧視和排擠色彩，因而兩者明裏暗裏都處於鬥爭狀態。在這種“鯰魚效應”下，崇尚名節的客家人為免受湖廣人的歧視，為保持家族地位和聲望，把讀書、發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適應策略和生存策略。因此，四川客家人與湖廣人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場文化與教育資源的競爭，並在客家區形成“崇文重教”的社會氛圍。
客家“崇文重教”的諸多內容無不體現族群性或地域性的特點。
客家教育觀有兩重性，即廣泛的普及教育和英才教育，體現出家族性、務實性、傳統性等特點。而客家人的婚姻觀、職業觀、居住環境觀、社會民俗等方麵體現出的客家教育觀，尤其是客家人的居住環境觀更體現了客家人“崇文重教”，因為客家人的遷徙過程也是對居住地環境的選擇過程，追求民風淳樸的環境是客家人遷居過程中首先考慮的因素。而民風淳樸的人居環境既有利於“耕”，也有利於“讀”，是客家人耕讀傳家最理想的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