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分析可看出，盡管整體上四川客家教育水平不高，但與四川的湖廣人比較，四川客家人宗族辦學的熱情更高，私立學校數量多，辦學成效好。在所處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都不如湖廣人的狀況下，客家人無論是科舉人才還是近現代名人的比例都不亞於周圍的湖廣人。因而在學校教育方麵，四川客家也存在“崇文重教”的現象。不過，四川客家的“崇文重教”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即從四川客家與客家原鄉的教育比較看，四川客家教育發展水平遠落後於客家原鄉梅州等地；從四川客家內部看，客家聚居區的教育發展水平又落後於客家散居區，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筆者認為這既有經濟方麵的因素，也有環境方麵的原因。
對於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學術界多有探討。這裏筆者主要對客家崇文重教原因的“經濟說”和“環境說”做進一步闡述。
我們先看看學術界主張的“經濟說”和“環境說”。
如前文所述，陳支平先生對客家“崇文重教”提出質疑。他指出，一個地區的文風興盛與否，與這個地區的民係性格並沒有必然的聯係，而是與這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著直接的關係。不可否認，經濟水平是影響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農民的教育費用承受能力影響其教育消費支出。教育發展離不開經濟發展，但影響教育發展的因素不完全是經濟發展水平，我們須反對教育發展上的“經濟決定論”。
經濟狀況與受教育程度沒有必然的聯係。其一，家庭經濟狀況與教育程度沒有必然聯係，家庭貧困苦讀成才的例子舉不勝舉，朱德、劉光第等即是典型。唐君毅也回憶，民國以來，他家佃戶的兒子，亦確確實實有兩個讀完了高中，其他也都在讀書。其二，地區經濟狀況與教育發展也沒有必然的聯係。布朗對成都郊區教育調查表明，在495個地主中識字的隻有104人，即約有80%的地主是文盲，在經濟富裕的成都平原不識字的如此多，的確很奇怪。地主中文盲比例如此高，實非經濟因素所能解釋。這說明教育的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必然的聯係。典型的如“會寧教育現象”。甘肅會寧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國家級貧困縣，自然條件極差，有些地方甚至被認為是人類不適宜居住的地方。但就是這樣一個貧困縣，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明清以來人才輩出，而今又是全國聞名的“高考狀元縣”。在清代四川也不乏這樣的例證。如劍閣縣下寺場，“嘉道間，場多富人，而編戶百餘家，無一應童子試者；鹹同之季，兵荒迭見，農困商敝，繁盛不逮昔日時，而市人乃有三秀才，衣冠文字稍講究矣”。劍閣商人經商致富後反而少讀書人，而在“農困商敝”的情況下，反而講究衣冠文字，這說明教育的發展與經濟發展沒有必然聯係，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下，讀書反而是擺脫困境的出路之一。
主張“環境說”觀點的人認為，教育比較發達的並不是興學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胡希張等批評了學界有關客家崇文尚學的“世家說”或“血統說”，認為用“世家說”很難全麵解釋客家教育的整個曆史。如果迷信客家族群似乎有“崇文尚學”遺傳基因之類的神話，抱著“世家說”而盲目自信，就難保不會出現教育滑坡的局麵。經濟條件較差的客家人反而文教先進（至少在曆史上曾經如此），這一現象說明，客家人崇文尚學，是尋求生活出路的抉擇。即客家人崇文尚學最重要的原因是環境使然。教育發展與當地文風即崇文重教的風氣密切相關。因為人口、傳統生活習慣與文化觀念影響教育的發展。
其實，單純的“經濟說”和“環境說”都難很好地解釋客家崇文重教，筆者想在此綜合“經濟說”和“環境說”等因素談談自己的理解。
（一）經濟方麵的原因
從經濟原因看，四川族田的不發達是四川客家教育落後於原鄉的主要原因。清代奉行以宗族製度推行孝治的政策。清《聖諭廣訓》指出，人民“篤宗族”的具體措施為“立家廟以薦烝嚐，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把設家塾作為與建詞堂、貴義田、修族譜並列的篤宗族手段。在清政府孝治宗族政策下，宋以來的族學在清代得到迅速發展。
族田與教育發展密切相關。在古代社會，私立教育是教育發展的主要渠道。客家區尤其如此。由於交通偏僻和封閉的自然經濟，客家傳統教育主要靠私塾和家族教育來開展。在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中，土地是主要的財富。祠堂辦學的物質基礎主要是族田。家族教育的經費來源最常見、最穩固的是族田中的學田。
學田的大量出現是在宋代，此後族田成為家族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這在南方表現尤為突出。宋代以來文化中心南移，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南方的家族教育，而南方家族教育的發展主要由於南方族田比例突出。正如吳霓指出，南方家族教育的興盛，使得科舉考試中南方科舉人才的比例大大勝於北方。族田（祭田與學田）的存在為宗族凝聚提供了條件，是宗族紮根的標誌。族學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族田，清朝維護族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維護宗族學校的存在。
族田和族學是科舉家族人才輩出的必要條件，也是科舉家族重視教育的突出標誌。族田發達的地區，也是家族教育發達的地區。族田占當地耕地的比重是衡量該地區的宗族發展水平的標誌，也是衡量當地學校教育發展水平的指標。因而族田的多寡是衡量家族教育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民國時期我國農村宗族族田最多的是粵閩浙等沿海地帶，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最少。而長江流域各省中族田所占比例中廣東最高。根據陳翰笙在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廣東省三分之一的耕地是族田，其中廣東客家區族田占耕地麵積的比例為：乳源40%、清遠15%、和平20%、蕉嶺40%、興寧25%、龍川25%、梅縣40%。可見，廣東客家區族田平均比例為30%。在福建客家區，1951年土改前，閩西地區的公田占耕地麵積的42.69%，其中的公田絕大部分是族田。而李文治等認為閩北、閩西族田約占耕地麵積的30%。廣西客家人集中的陸川縣的族田所占全縣耕地麵積的比例也達49.4%。其他地區如江蘇族田比例最高不過10%，安徽占4%強，江西占5%～6%，湖南、湖北約占4%，相比之下，黃河流域各省族田的比重不過1%～2%。總之，粵閩客家區族田的比例高達30%以上，在我國宗族中，客家族田比例最高。族田數量與宗族觀念密切相關，也直接關係到宗族學校的興衰。
族田的發達推動了宗族教育的發展。茲以梅州為例予以說明。上文提到梅縣族田占耕地麵積的比例達40%，而且分布極普遍，“不但巨姓大族擁有烝嚐田，即私房小戶和大族的分支也有之”。這反映梅州族田的發達。在雄厚族田的支持下，宗族獎學十分優厚。“凡是送子去宗祠就讀的家庭可以得到一筆定期生活津貼，應邀參加公開的祭祀儀式的族中學者每年也可得到一筆津貼，凡是赴省會試或京城參加文官考試的學者，可從族田基金中得到部分或全部路費。”族田的支持，促進了族學的興旺，因此，梅州掀起客家祠堂辦學的高潮，梅州教育非常發達，在清朝後期及民國初期達到高峰，有“文化之鄉”的美譽。曾在梅縣傳教20餘年的法國天主教神父賴裏查斯在1901年著《客法詞典》的自序中說：“在嘉應州（今梅州），這個不到三四十萬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隨處都是學校，一個不到三萬人的城中，便有十餘間中學和數十間小學，學生的人數幾乎超過城內居民的一半。在鄉下每一個村落，盡管那裏隻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過三五千人，便有一個以上的學校……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但全國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較，就是較之歐美各國也毫無遜色。”的確，20世紀40年代末，梅縣就有34所中學，普及中學教育為全國之冠。1921年梅縣有中學4所和男女師範各1所，中學生愈3000人。當時全國各縣，一縣中學生達3000人的，僅梅縣而已；20世紀40年代，梅縣平均每5人左右便有1人是在校（大、中、小）學生，這在當時全國各縣中是首屈一指的。1946年統計，大埔縣有普通中學10所，師範和職中各1所，小學511所，學生達3.02萬人。當時潮屬9縣中學間數、在學人數與人口的比率，大埔均占首位，遠遠超過其他8縣。賴裏查斯雖然描寫的是嘉應州祠堂辦學的情況，事實上，由於福建、廣東等客家區族田比例高，有辦學的經濟基礎，因而近代客家地區祠堂辦學的情形也大致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