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接著說：“全部的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狹隘而愚昧的觀念。”這又是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的說法，原來正是“時代的狹隘”和“愚昧的觀念”催生了哲學。沿著這個思路，我們不難想到，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在這一個長期的過程中，推動哲學家前進的，絕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隻是純粹的思想的力量，真正推動的力量，是自然科學的發達、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也就是說，那種用泛神論的觀點來強調精神和物質的對立，過於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而忽視了客觀世界對哲學的作用——而且是主要的作用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其把哲學神秘化的傾向，會讓哲學脫離人們的生活實際和社會狀況，無從致用，淪為玄學。
恩格斯正是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上，開始了他對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中一係列形而上學觀點的理性駁詰。他認為，宗教並不是對上帝旨意的傳遞，也不是按照上帝的指引所進行的道德救贖，其本質，不過是在教義基礎上所建立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心靈關係而已。因而宗教情感，也絕非是一種無差異的普遍遵從、信奉，而消泯自我體認的“絕對情感”，它也是有著毋庸置疑的物質屬性、現實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在這一點上，恩格斯則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論辯手法，讓費爾巴哈自證其謬。因為費爾巴哈自己也承認，“宮廷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饑餓、貧困而身體裏沒有營養物，那麼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可用的食物了。”由此看來，雖然我們不能再用階級鬥爭的學說衡人論事了，但物質決定意識、存在決定精神的基本觀點，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哪個社會階層、也無論哪個哲學流派，都無法否定的。宗教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著不同的現實具象——帝王拜位，商人拜金，士人拜名，農民拜土地……
基於此，便不能人為地誇大宗教對人的作用。我們考慮問題時，不能僅僅把人作為一個“純粹的自然物”，而且要看到人是生物、文化和社會的綜合產物。雖然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這也構成了一切道德產生的基礎，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矯正——第一，受到人類行為的自然後果的矯正：酒醉之後，必定頭疼；放蕩成習，必生疾病。第二，受到人類行為的社會後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樣的欲望，那麼他人就會反抗；如果我們的自我實現，與社會的現行規則相違背，就會受到法律製度的懲處。所以，要滿足和實現自己的欲望，首先要正確地估量我們行為的種種後果，也就是說，我們不能隨心所欲，要學會自我節製，要懂得愛人，這或許就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基本準則。否則，再神聖的宗教，也會淪為精神鴉片，既麻痹自己，也欺哄他人。
恩格斯接著說：“全部的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而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狹隘而愚昧的觀念。”這又是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的說法，原來正是“時代的狹隘”和“愚昧的觀念”催生了哲學。沿著這個思路，我們不難想到，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在這一個長期的過程中，推動哲學家前進的，絕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隻是純粹的思想的力量，真正推動的力量，是自然科學的發達、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也就是說，那種用泛神論的觀點來強調精神和物質的對立，過於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而忽視了客觀世界對哲學的作用——而且是主要的作用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其把哲學神秘化的傾向，會讓哲學脫離人們的生活實際和社會狀況，無從致用，淪為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