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名聲何至於如此難堪？他何以又沒入《奸臣傳》？有人一一數來，《宋史》之《奸臣傳》，共有二十一人，其中十四人在北宋，十四人中的十二人，非王安石的學生，便是王安石的部屬。曾有那麼多人斥王安石為奸詐之徒，王安石之徒又多有入奸徒者，王安石又何以沒打入史之另冊？清朝征召來編撰《四庫全書》者，對此也是不太解，他看了陸遊對王安石的高讚，質疑道：“以其祖陸甸為王安石客……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在他看來，陸遊不曾罵王安石，乃是因為陸遊爺爺輩曾是王安石部下，陸遊故徇私，對王安石曲為回護。
史上變法者，鮮有好結局——商鞅、王莽、張居正。商鞅被車裂；張居正死而不得安寧，遭挖棺戮屍；相對而言，王安石算是好的，他善終了嘛，後世名聲嘹亮了嘛。王安石在晚清名聲大逆轉，也是時勢使然，晚清大變局時代，需要變法英雄來撐持，梁啟超便選中了王安石，梁公作《王安石傳》，也是借之為時代來說話。唉，曆史人物毀譽翻轉，是與時相俯仰的嗎？
王安石變法，一時間人言可畏，唾沫與板磚齊飛，汙水共長天一色，卻到底未入《奸臣傳》，不全是變法之後後世要樹英雄，也是跟王安石本人在變法中的表現甚為相幹的。變法是一場深刻的利益再分配，蛋糕如何分？分配權掌握在變法者手中，諸多變法者趁機謀私，趁機把蛋糕往自己懷裏扒，那是很多的。王安石變法，自己袋子多分了嗎？有人論張居正改革，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是嗎？未必吧。張居正鮮衣怒馬，鍾鳴鼎食，盆滿缽滿，威柄在握，“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生活之奢侈與豪華，讓人瞠目，這也是拙於謀身？當算是善於謀身者吧。
王安石則不同，他沒趁變法自肥，酒色財氣，一樣未沾，辭職之後，連居身之所都沒有，寄寓廟寺，“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顏習齋語）；陸九淵讚之：“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誌也。”朱熹對王安石變法是不太認同的，“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但對王安石個人操守，也是不否認的，“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
每次改革，都算是製度重建，製度是我們評價改革者的根本，但改革者的個人品質，即令不算根本，也是關鍵，直接決定其是入《循吏傳》，還是入《奸臣傳》。
有人說，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敗，一大原因是他未使奸臣手段，若是他對反對派一棍子打死，一腳踩到底，那就成功了。還好，還好。北宋黨爭格外厲害，改與不改，都有一派非議另一派，但除了一部分小人邪派借機黨同伐異外，此派與彼派，都算是正派，多是政見不同，不曾使用人身攻擊的下作手法。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改革上削尖腦袋都調不攏頭，接不了榫，凡是王安石要改革的，司馬光必然反對。即便如此，司馬光也不亂向王安石潑汙，皇上來問司馬光，王安石何許人也，或有把王安石打入奸臣意思，司馬光說了句公道話：“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隻說王安石個性差，沒說王安石人品次。蘇軾在王安石變法中，是靠邊站的，還算是受害者，但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也是讚不絕口的：“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官，瑰瑋之文，足以藻能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北宋黨爭或是宏大話題，其中是非曲直，難以概論，但大體上是君子之爭，不論改革派與反對派，都是君子，所有爭論在君子之道上運行，這或是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還能獲得好名聲之因吧。王安石夫子自道：“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還真是的，曆史學家黃仁宇也說：“王安石與當時人遠，倒與後代人近。”王安石同時代人雖不知他，但主流輿論沒臭他，故此，王安石是孤獨的，王安石也是幸運的，他敢於擔當也是值得的。
《文存月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