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人家李守素還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把研究範圍不斷擴大，“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
李守素研究譜牒固然有成績，是個真專家，但他何以選入十八學士之中，卻是一個應該探討的問題。首先可以肯定一點：譜牒不屬於李世民要“討論墳籍，商略前古”的範疇。李世民喜歡讀儒經和史書，從中借鑒統治經驗；他喜歡寫詩，有時和文友互相酬唱；他喜歡書法，和虞世南、褚遂良也常交流；他喜歡良弓、名馬、美女……但從來沒有誰說過他喜歡譜牒。李家出身於關隴軍事貴族，地位遠不及山東士族，沒有炫耀的本錢，李世民不會熱衷於此事的。
從感情上講，李世民對士族也疏遠些。雖然他妻子的舅父高士廉是山東望族，但他部下的文士武將多出身於寒族，打天下立戰功的是這些人而不是高門大族。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出於統一戰線的需要。隋唐之際，士族勢力雖已衰落，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人們心目中地位依然崇高，影響依然巨大。李世民建文學館，一方麵是網羅人才，另一方麵是邀取聲望。弄一個士族代表進去，必然受到士族們的歡迎與好評；而這些士族在社會輿論中是占主導地位的，他們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特權還沒有完全消失。作為一支政治力量，他們倒向哪邊，哪邊就有利得多。再加上當時全國初平，地方政權尚不穩固，許多州縣的實際權力仍由豪強和士族掌握，所以，李守素以天策府倉曹的身份兼文學館學士是必要的統戰措施。
李守素呆在秦王府沒事幹，隻好又去清談。談的自然是他所擅長的世族譜牒。能和他一談的，也就是南朝舊文人虞世南，至於許敬宗等小輩，支起耳朵聽吧。李守素說起山東和江左的世家人物，虞世南還能和他對話，談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大姓，一家連著一家，來龍去脈清清楚楚，各家的功業明明白白，有證據，有分析，聽得虞世南隻能拍手大笑，插不上一句話。學問廣博的虞世南也服了李守李守素善談人物素在譜牒方麵的造詣，感歎說：“行譜定可畏。”許敬宗覺得“行譜”這個外號不好聽，就對虞世南說：“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虞世南說：“昔任彥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倉曹為‘人物誌’可矣。”
很可惜的是李守素在貞觀初年就去世了，沒趕上考核修訂《氏族誌》。貞觀六年，唐太宗有感於當時門閥觀念仍很頑固，山東士族在婚姻方麵地位過高，文武爭相攀附，士族大索錢財，朝中大臣甚至被士族瞧不起等等原因，令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重訂《氏族誌》。他們先廣收天下譜牒，考辯真偽，然後進忠黜奸，清除了一些已經沒落的士族，增添了一些當朝大官為士族。貞觀十二年，《氏族誌》成，293姓，分為9等，山東崔民幹為第一。唐太宗看了很生氣，對高士廉發泄不滿，指斥了山東大姓早已衰微，隻靠舊望賣買婚姻，又為當朝文武鳴不平，最後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於是高士廉等重新改定，以皇家為第一等，外戚為第二等，崔民幹為第三等。
李守素沒趕上參加這次修訂，特長沒能發揮，固然可惜；假設他再多活幾年，趕上此事，照太宗的要求，李守素的長處還是無用。畢竟士族是漸趨沒落的政治勢力，譜牒學也是一門畸形的學問。在唐太宗的限製下和後來武則天的嚴厲打擊下，舊門閥士族更加衰落，最後隻在子孫們的腦子裏留下一個“曾經闊過”的好夢。譜牒也不成其為學問了，家家都修譜，老百姓也要記住祖先。李守素也許是最後一個正兒八經的譜牒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