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府十八學士各有專長，有人明經，有人通史，有人長於謀略，有人雅善吟詠。隻有李守素擅長的這個“譜牒學”，讓人感到匪夷所思，難以理解。
所謂“譜牒學”，大概可以理解為：編撰和研究士族地主中高門世族的家譜、族譜，評定各地世族的門望和等級等等。這門學問的興起是和士族地主的興起相關聯的。東漢末年，朝政由宦官和外戚把持，爭鬥激烈，統治混亂。除這兩股勢力之外，還有一種政治力量，即官僚士大夫集團。他們一般是通過察舉、征辟，廣收門生、故吏，結成集團。有的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弟子數百上千，通過入仕，形成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傳歐陽《尚書》的弘農楊氏，自楊震之後，四世皆為三公；世傳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之後，四世中位居三公的多達五人。他們既是士大夫的領袖，又是大地主，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上都享有特殊地位，子弟在征辟、察舉中得到優先權，地方政府也要倚重他們。好多地方的太守都成了樣子官，實權都在門閥大族手中，外戚往往要同他們聯結，宦官也不敢得罪他們。當時有這樣的歌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這表明地方勢力的強大，已超過皇帝詔書的力量。
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雖然對這些大族有所打擊，但大族的影響依然巨大，他們中的許多家族在戰爭中擁兵割據，或自保其地，或向外擴張。袁安的後人袁紹、袁術就是例子。在此期間，江南的大族勢力還有發展，許多大族率領私兵，幫助孫堅父子平定江南。在孫吳時期，江南吳郡朱、張、顧、陸四姓當高官的特別多，他們依靠政治特權，大肆兼並土地，進一步擴充自己的勢力。
魏統一全國後，一些大族地主又重整舊業，並登上政治舞台。西晉時期，世家大族勢力發展更快，大量兼並土地，控製官員任用權力。魏文帝時推行的“九品中正製”，原是從中央政治選派“賢有識鑒”的官員，兼任本郡的“中正”，負責察訪各地士人，評列九品，作為任用的依據。但到後來發生了變化，世族大地主把持了中正官位，因而世胄子弟都獲得高品第和官位。定品任官依門閥而不依才幹，九品中正製成了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南北朝時期的著名士族，絕大多數在此時就形成了。
士族中“官有世胄、譜有世官”的稱作世族，是高級士族。高門世族出身的，一般都作“清要”之職，朝中樞要大官都被壟斷，並以“清流”自居。軍職和品級低下的官，則由庶族擔任，稱為“濁流”。
士族中曾出過王導、謝安、桓溫之類的英難人物，但更多的是寄生蟲。“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隻會喝酒享樂。有的人連稻子也不認識，問別人“是何草？”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衝的騎兵參軍，“衝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士族統治已是高度腐敗。
南北朝戰亂頻繁，一些庶族通過軍功升上了高位，士族地主的勢力也有衰落。但到隋唐之際，士族依然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某些特權。
士族的特權除入仕以外，還體現在婚姻上。他們把婚姻關係嚴格限製在士族之內，不與庶族通婚。若有人違犯這一條，定是對方特別有錢，這要遭到全體士族的聲討和排斥。
士族內部也等級森嚴：山東的郡姓以王、崔、盧、李、鄭為大；過江則為“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大；江南是朱、張、顧、陸；關中是韋、裴、柳、薛、楊、杜；少數民族中的大姓是：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士族內部的這種門第區分，就是作官和通婚的依據。
既然有如此大的用處，譜牒學自然應運而生。有些士人為了當官，偽造士族譜牒，譜牒學又多了一層正本清源的任務。
李守素研究譜牒學是有優勢的，他就出身於山東世族，首先山東李家這一支弄不混。一點突破，觸類旁通，再加上婚姻關係，七姑八姨地一算，全國的大族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