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著稿子專程跑到北京，來到我最鍾情的一家大型文學雜誌社，找到一位曾去過佳木斯組稿的資深老編輯。老編輯非常熱情，看完稿子，跟我談了大半天，還留我在他家吃的晚飯。可是，當我走出老編輯的家門時，外麵正下著瓢潑大雨，我的心也像這瓢潑大雨一樣……
多年後，這位老編輯一再對我說：“雅文，我一直覺得很過意不去，沒有幫上你。當時總覺得你的作品還差那麼一塊……”
是的，這正是我最痛苦的。
後來，這篇《趟過男人河的女人》在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篇集，收入《西天有片殷紅的血》《活著是多麼美好》《此情與誰說》等四個中篇。該書出版後，並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這時，我才清醒地意識到，盡管我把全部生命都押在文學的賭桌上，但是，上帝並不會因為我的執著與付出而垂青我。有些東西，就像一個先天得了軟骨症的孩子，不是靠後天努力所能彌補的。我發現，當別人說我不行時，我不服，我可以用一輩子的誌氣來證明自己。當我自己真正認清自己時，那才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陷入了創作以來最漫長、最痛苦、最艱難的爬坡階段……
創作以來，我喜歡寫小說，也喜歡寫報告文學，不過，大家都說我的報告文學比小說寫得好。我想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憤怒出詩人，激情出報告文學作家。可現在，我想寫報告文學，卻找不到好素材；想寫小說，卻發現寫了幾篇報告文學之後，不會寫小說了，一寫小說就像寫報告文學似的，激情有餘但冷靜不足，缺少小說的空靈與含蓄，語言顯得直白而張揚……
我開始失眠，變得心浮氣躁，經常莫名其妙地跟家人發脾氣，害得全家隻好看著我的臉色行事。我整夜趴在桌子上，寫完又撕，撕完又寫，清晨扔出去一堆廢紙。深夜，我實在寫不下去了，就跑到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走著，看著萬家燈火一點點地熄滅，直到賀玉出現在我麵前……
現在一想，真是對不住家人，尤其對不住賀玉，讓他跟我受了那麼多不該受的煩惱……
我在日記中寫道：“我沉浸在痛苦的追求之中，聽憑心在低吟，靈在哀鳴。我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自豪，卻又為尋不到突破而苦惱。我就像一匹瞎馬，整天在森林裏東一頭西一頭地瞎闖，為每一絲陽光而興奮，卻又為每一片烏雲而低泣。茫茫之途，我找不到出路，隻有我的心靈在向我的心靈哭訴……”
可我再痛苦，也不敢跟別人說，怕人家說我江郎才盡，怕人家說我完蛋了，寫不出東西了。
我隻是在夜深人靜時，無數次地問自己：你在文學的金字塔上到底能爬多高？三層、五層，還是七層、八層？你到底有多大的天賦和才華供你使用？
有一段時間，我幹脆不寫了，拚命讀書，讀《百年孤獨》《喧囂與騷動》《第二十一條軍規》《第三次浪潮》……總之，國內外流行什麼我就讀什麼，什麼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意識流，不管讀什麼都是囫圇吞棗，一知半解。
我幾次跑到哈爾濱找《小說林》編輯阿成，那時候他還沒有出名，向他請教如何寫小說。
我倆坐在簡陋的招待所裏，一杯清茶，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他告訴我，寫小說要不動聲色，要娓娓道來，就像你麵前坐著朋友，你給他慢悠悠地講故事一樣。他說他背過字典，案頭總是放著喜愛的小說，每天反複讀。
有一次，阿成把他的老師韓大年先生也請來了。韓大年先生是中學教師，文學功底很厚。我們三人坐在一家小餐館裏，就著幾碟小菜，從下午三點一直聊到晚上九點。他們講著，我則瞪著一雙並不年輕、卻像小學生似的眼睛，貪婪地聽著，認真地記著……
後來阿成告訴我，韓大年先生出門之後說了一句：“你看吧，張雅文早晚能衝出來。”
幾年前，齊齊哈爾市的編劇郭大彬先生也說過這樣的話。一次在太陽島辦戲劇創作班，天很熱，守著鬆花江卻沒人下水。我問幾位第一次見麵的男編劇，去江邊遊泳好不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好啊！”於是，我迅速穿好泳衣出現在幾位男士麵前，他們卻瞪大眼睛驚訝地看著我……
後來，一位編劇告訴我：“當時，我們幾個全被你給鎮住了。郭大彬說了一句，你看吧，這小女子今後隻能在咱們之上，而不能在咱們之下。”
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說？”
他說：“我們在你身上看到一股勁頭……”
我也問過阿成：“大年根據什麼說的，他又沒看過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