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希望我們這些執法者不要拿法律當兒戲，不要像張雲泉先生說的“我給那些錯判平反的人下跪，給他們洗腳，我是替那些執法者贖罪啊！”贖罪隻能贖回人們心靈的諒解，卻永遠贖不回人們流逝的光陰，更贖不回消亡的生命了！
八十九
就在我為別人呐喊呼籲時，自己也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
這天晚上，我正在給母親換尿布。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癱瘓了，半身不遂。一位朋友忽然打來電話，說我申報二級作家的資格被取消了。
我急忙乘車連夜趕往哈爾濱，卻得知，職稱評委會已經解散了。我找到有關領導，問是不是我的作品不夠格，他們回答說不是。
原來，文化係統開評時，作家係列還沒下來，因我沒有戲劇作品，文化局隻好給我報一個三級編劇，沒等批下來，作家係列又下來了，我隻好重新申報二級作家。沒想到，一位省作協副主席（早已調走）在評委們就要對我舉手表決時，忽然提出張雅文有職稱，不能參評……結果，全省十九名申報二級的作家全部通過，唯獨我自己被取消了申報資格。按規定，我隻能等到五年後再次參評了。
幾十年沒評職稱了，我好不容易盼來一次機會，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評定。職稱不僅是名分和待遇，也是對一個人的價值評估與認定。據說有的高校和科研單位，因為職稱問題，竟然有人跳樓自殺了。說到底，人們希望的是一份起碼的、能讓人接受的公平。如果條件不夠，我無話可說，卻因為某種原因而使我成為一個倒黴蛋，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後娘養的孩子，總是被人有意無意地打入另冊……
返回佳木斯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車站遇到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副部長、作家鄭家真先生，他看我挺可憐，又不能報銷旅費，就讓我在他的軟臥包廂裏坐了一夜。
這天是1989年10月28日。
車上很冷，我抱著肩，忐忑不安地坐在鄭家真先生的臥鋪邊，聽著他人的鼾聲，在顛簸的黑暗中坐了一夜，也勸慰了自己一夜：“沒關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二級作家算啥，我還要當一級作家呢！”人哪，總得有點阿Q精神，不然，拿什麼去化解內心的不平……
第二天早晨，我向鄭家真先生道謝之後，從車站通勤口偷偷地溜出站台，到家匆匆吃了點東西，八點鍾，準時走進了市委黨校……
說來可笑，昨天我還在省城哭鼻子呢，今天卻以強者的姿態人模狗樣地站在講台前，一連三個小時，向全市婦女幹部大談成才之路……
但是，母親卻看出了我情緒的低落。雖然母親隻有一隻眼睛，而且早已視力低下，但她能覺察出我內心的些微變化。我相信母親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母愛來洞察女兒的。
我隻好如實地告訴了母親。這位來日不多的老人，說了幾句當時我並沒有完全領悟的話：“雅文啊，人活著像個人似的，爭來爭去，你看看我現在，應該什麼都明白了。”
多年以後，當我經曆了諸多坎坷並與死神擦肩而過之後，方才明白母親這番話的真正寓意。
其實，人活著隻是一個過程，功名利祿都是身外之物，可惜，等到真正大徹大悟那天，離上帝已經不遠了。
從那以後，母親更不願給我添麻煩了，總是一聲不響地躺在床上。但我知道，我最親的親人正經曆著人生的最後時光，她瘦小的身子扁扁地貼在床上，就像一片薄薄的樹葉，一點點地走向枯萎，走向生命盡頭……
現在一想，人的生命不就像一片樹葉嗎，說走，來一陣風就把它刮走了。
癱瘓了兩年之後，母親走了，差兩個月九十歲。
調離佳木斯之前，我和賀玉給父母在四豐山買了一座墓地，在碑上刻了一行字：“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的肉體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你們的愛卻永遠留在我們心裏。”
關於我的職稱問題，我給省委宣傳部及省人事廳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引起了省委宣傳部領導的重視，省委宣傳部向省人事廳打報告，給我申請特批了一個副高指標。第二年，我的二級作家職稱總算解決了。
不久，我被調到佳木斯群眾藝術館，由行政編製變成了事業編製。藝術館的幾位領導對我很好，給了我一個寬鬆、自由的創作環境。我的不少作品都是在藝術館那幾年創作的。
九十
然而，真正令我痛苦的不是職稱，而是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