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羅斯》 （2）
采訪期間，我在濟南《柳泉》編輯部見到肖甦主編，這位山東大漢看到我風塵仆仆的樣子，當即一拍桌子：“這本書我給你出了，而且要出精裝！第一，我看中了綠川英子的題材，第二，我相信有你這種勁頭的人，沒有不成功的！”在此之前，他從未讀過我的作品。
1985年是我最豐收的一年，發表了兩個短篇、一部中篇、一篇報告文學，出版了兩本書。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綠川英子》。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篇小說集《愛獻給誰》。我把三十本《綠川英子》的精裝本贈給了在北京召開的世界語大會。該書被評為黑龍江省政府文藝大獎二等獎。這是我第一次獲得省政府文藝大獎。
八十二
我終於有了寬鬆、自由的創作環境。
不用坐班，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我跑出去風風火火地采訪，然後坐在小桌前，靜下心來寫小說、寫報告文學，把心中壓抑已久的創作激情痛快淋漓地釋放出來，變成一篇篇文字。啊，能自由自在地創作太幸福了！
文化局的領導對我很照顧，除了王文祿局長和戲劇工作室朱紅赤主任對我很關照以外，還要提到一個人，他就是文化局黨委書記孔繁新先生。
孔書記在會上公開講：“我們不要把張雅文當成文化局的包袱，她不是包袱，她是我們文化局的驕傲！不要以為她在戲劇工作室不寫戲，就是不務正業。她寫小說不同樣是向社會提供精神財富嗎？不要總說人家‘借窩下蛋’，你有本事你下一個我看看？”
我和孔書記並沒有什麼私交，給他第一本書時，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當時，他笑著點評我：“你瞧你，連黨委書記名字都不知道，還想不想進步了？”說著，在紙上寫下“孔繁新”三個字。
這位經常穿著一套黃軍裝的部隊轉業幹部，後來得了胃癌。我去看望他，隻見他家裏一貧如洗，桌子、椅子都是五十年代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兒子沒有工作……他本來長得又瘦又小，躺在床上，整個人扁扁的就剩一把骨頭了。
我握著他皮包骨的手，沒等說話，眼淚就下來了。
他卻強打精神跟我開著玩笑：“大作家哭啥呀？我這不是挺好嘛。等我去馬克思那兒報到那天，你再哭也不晚哪。”
我說：“孔書記，我很感謝你……”
“謝我幹啥？不要謝我，那是你自己幹出來的。雅文，今後你隻管好好寫你的東西，別人愛說啥說啥，不用管他。有什麼事，你找文祿局長，找郭萍……”郭萍是文化局的工會主席，為人非常熱情，也是我要好的朋友。
沒想到，這次見麵卻成了我和孔書記的最後訣別。
再見到他，已是在火葬場的殯儀館裏了。
在殯儀館門口，眼睛哭得又紅又腫的郭萍告訴我，孔書記在臨死前一天還對她說：“今後雅文遇到什麼困難，你要多幫幫她，一個女同誌闖到今天不容易……她的成績不僅屬於她自己，也屬於咱文化局，屬於佳木斯的……”
聽到這番話，我不禁失聲痛哭，沒想到孔書記臨死前還惦記著我這樣一個作者……
眼看著孔書記的屍體在一片哭聲中被推進火化爐裏，不一會兒，從高高的煙筒裏冒出一縷白煙，緩緩地向天空飄去，越飄越遠，越飄越淡，最後完全融化在藍天之中……
我知道那就是孔書記。他走了，兩手空空地走了，留給妻兒的是一個空空的家，留給文化局的是一個好幹部的形象，留給我的卻是一份永久的懷念……
八十三
創作以來，我愛跟各種各樣的人聊天，掌鞋的，賣菜的，撿破爛的……
女兒曾不解地問我：“媽，你怎麼跟什麼人都愛瞎聊呢？”
我知道恰恰是這種瞎聊，給了我無盡的素材。因為大千世界的事情太豐富、太深刻、也太觸目驚心了。它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在火車站等車，我愛跟那些穿著邋遢、蓬頭垢麵，拾垃圾的流浪兒聊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說的話……
一對八九歲的哥兒倆，因不堪父親的毒打在外流浪三年了。哥哥說，他和妹妹撿破爛想攢錢買房子。我問他攢多少錢了，他說攢了十五元又被別人搶走了。在哈爾濱火車站，我遇到一個長得像電影《閃閃紅星》裏的“潘冬子”似的男孩兒。他告訴我，他父親喝醉酒凍死了，繼母把他攆出來。他說攢錢想買個小錄音機。我問他買錄音機幹什麼，他說學英語，將來有機會去上學……
我聽著這些底層人的故事，淚水常常打濕眼簾。從這些底層人的身上，從他們或喜或憂或悲痛的故事中，我感受著不同的人生，感悟著最深層的人性，從而豐富著筆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