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以來，我更多關注的不是自我，而是社會，尤其關注那些底層人。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關。
早在青年時代，我就非常敬佩魯迅，敬佩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高貴品格，敬佩他憂國憂民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及作家的使命感。由於受魯迅的影響，我對文學懷有一種幼稚的、宗教般的虔誠，覺得作家就應該像魯迅那樣敢於直麵現實、直麵社會，就應該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就應該疾惡如仇，鞭撻醜陋，弘揚正義，絲毫不考慮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所以，我幹了不少傻事。我想許多作家可能都有這種傻正義，否則就不會冒著挨批判、坐牢、甚至掉腦袋的危險，創作出那麼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之作了……
這年，佳木斯某醫院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大案——血庫主任貪汙。他把過期的、不潔的血漿給病人使用，導致病人死亡，激起群眾的強烈義憤。
我覺得這是一個深刻的反麵題材，於是，在市委領導不同意我采訪的情況下，就偷偷地跑去采訪了。結果，這篇報告文學在《人民文學》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而我卻受到領導的批評，也遭到一些人的忌恨，長時間都無法化解。其實，我隻是出於一個公民的良知罷了。
這種冒傻氣的事不是一件兩件，而是伴隨我整個創作人生。
一次，文化局黨委決定，讓我寫一篇市長的報告文學。我一聽就犯難了，市長的口碑不錯，但並沒有太突出的業績。我要寫市長的報告文學別人肯定會說閑話。於是，我對局長說：“局長，你讓我寫市長，市委書記對你能沒想法嗎？”局長覺得我說得有道理，把這事也就放下了。
後來，這位市長提升為市委書記，有一次見到我，問我：“雅文，聽說你們局長讓你寫我你不寫，是不是我這個市長在你筆下不夠格呀？”
“不不！我當時實在沒時間……”我隻好尷尬地搪塞。
我拒絕寫省、市長的事，不是一次……
後來，不少朋友都說我死心眼兒，說我是天下第一傻帽兒，多少人想巴結市長和省長都找不到機會呢，你可倒好，市長來敲你家門，你卻不讓人家進去。你寫完市長，你的住房、差旅費，不都是市長一句話嗎？真是傻麅子一個！
傻就傻吧，我一笑了之，仍然坐在陰暗的小屋裏寫我想寫的東西。直到後來，戲工室黨支部書記蘇迺茹女士為我的住房問題找到主抓財政的張國良副市長，張副市長請財政局劉敬高局長為我特批了七萬元房款。這樣，我們終於離開了居住十三年的小屋，搬進三室一廳的樓房。
我覺得人生有限，我不願把我有限的生命消耗在那些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裏……
有人說我“不媚上，不卑下”，也有人說我政治上不成熟……
我想不成熟就不成熟吧，要真成熟那天，我可能就變成了一個世故文人，專門看風使舵粉飾現實了。
我知道，文如其人，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從動筆那天開始，我就給自己約法三章：認認真真地寫文章，清清白白地做人，不靠諂媚取悅，要靠自己的奮鬥去闖，能闖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八十四
然而，我卻多次走進勞教所，走進監獄……
每當我看到熟悉的孩子在賀玉的法院被判刑，看到他們的父母在我麵前痛哭流涕，看到年輕的生命倒在法場上，我就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一直很關注青少年的犯罪問題。我跟那些滿臉稚氣的勞教少年促膝長談，跟那些即將被押赴刑場的死囚麵對麵地交談，卻發現，在他們簡單、卑微、充滿罪惡的心靈背後，不僅蘊藏著觸目驚心的故事，而且隱藏著發人深省的社會及家庭問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個即將被押赴刑場的死囚……
在看守所簡陋的預審室裏，我見到一個十九歲的青年。
進門前，看守所所長一再叮囑我和賀玉：“你們一定要多加小心，這些亡命徒死到臨頭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可是，隨著一陣“嘩啦嘩啦”作響的鐵鐐聲，我看到的卻是武警帶進來的一張令我吃驚的臉——
他臉色慘白，沒有一絲血色，兩隻大眼睛顯得惶恐而無助，從這張稚氣未脫的臉上，絲毫看不出罪大惡極的頑劣。
為了采訪順利，我特意帶來一本我的書《愛獻給誰》。
我說：“小秦，你別緊張。我是搞創作的，我想送給你一本書……”
他卻微微一怔，瞪大眼睛疑惑地看著我，似乎不太相信。
我拿著書仗著膽子走過去，很怕他一把抓住我，或者舉起大手銬向我砸過來。可是，什麼事都沒發生，卻看到了極為揪心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