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章生態與生存(2 / 3)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壤塘、阿壩、茂縣等許多縣長期以來都在呼籲以電代柴,這些縣都有豐富的水力資源,但由於缺乏資金,隻能眼巴巴地望著大自然饋贈的財富從家門前白白流過,為了解決生活用柴(烤火、煮飯、煮飼料等),仍然不得不繼續砍伐森林。2001年夏天,我在金川縣考察期間,曾到沙耳鄉、集沐鄉、撒瓦腳鄉等鄉、鎮去,發現農民們家家戶戶門外都摞著城牆一樣又高又厚的柴垛,據縣林業局部門估計,每年全縣僅生活用柴燒掉的木材便在30萬立方米以上,折合活立木七八十萬立方米。

在嘉陵江邊的南充市考察期間,當地環保部門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全市的2000多萬噸廢水含有氨氮、COD、BOD等基本沒有處理便直接排入江河;排出的煙塵和SO2等隻經過簡單處理便排入大氣……為什麼?最大的問題便是窮,企業花幾萬元安裝環保設備都“惱火”,工人一個月隻有一兩百元工資,許多企業交不起排汙費。國家在“清潔能源行動”中確定了17個示範試點城市,南充市有幸被列入(四川省僅此一家),國家環保總局通知南充市到北京參加討論、修改計劃,但負責此項目的高工卻因沒有出差費急得團團轉……

因此,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在自己的報道中曾感歎道:“貧困不除,難有河清之日。”

自2000年以來,我國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央認為,保護水土資源、建設生態環境,是西部大開發的先行和基礎工作,也是西部大開發成敗的關鍵所在。麵對這一曆史機遇,西部——包括長江上遊各省、區、市無不摩拳擦掌,希望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然而目前以這些地區的條件而論,經濟發展仍然隻能以資源開發為主,於是,本來已經十分緊張的人口、資源、環境關係便更加尖銳、複雜。

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的關係,已經成為長江上遊地區新的、巨大的問題。

“休克療法”與“木頭財政”

1998年以來,國家在長江、黃河中上遊地區陸續實施了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中央的決策受到了沿江流域乃至舉國上下的衷心擁護,被認為是善莫大焉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不但利及當代,也會澤被子孫,給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但是,“休克療法”式的“禁伐令”對上遊地區特別一些依賴“木頭財政”的貧困地方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例,幾十年來,受各種條件的製約,現代工業發展十分緩慢。到1997年底,全州工業總產值6.4億多元中,森工產值占54.47%;財政收入1.36億元中,來自林業及相關產業的收入占80%,其中道孚縣地方財政收入的91%來自林業,新龍縣96.6%來自林業,是名副其實的“木頭財政”。

深層次地透視,這種單一、畸型的經濟結構並不偶然形成的,也不能歸罪於甘孜州人民或被稱為“森老虎”的森工企業。它實際上和我國錯誤的產業政策、錯誤的生態倫理觀、乃至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密切相關。

在甘孜州“有計劃地”、大規模地砍伐天然林達40來年,僅1958~1990年30多年間,從大渡河、雅礱江漂送的木材就達3500多萬立方米,消耗活立木積蓄上億立方米,大部分屬於“指令性計劃”支援國家建設的統配材,甘孜州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同時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包括畸型的“木頭財政”的形成。

國家采用“休克療法”式的“禁伐令”後,幾乎一夜之間甘孜州的經濟支柱便不複存在,州財政減收80%,陷入無法運轉的境地。

過去的木材采伐大縣道孚,1997、1998年財政收入為1073萬元和1080萬元,2000、2001年猛降到197萬元和160萬元。以致縣長出差時得自己掏錢買汽油;老幹部去世後,無法及時兌現撫恤金。為了保工資、保穩定,不得不挪用各種項目資金,縣領導無奈地說:“除了‘天保’的錢我不敢挪用外,連救災款都挪用了!我們吃了建設錢,形成了惡性循環。”

據統計,到2001年6月,道孚縣已挪用各種項目款2000多萬元。

另一個木材采伐大縣新龍的情況也是如此。1997年財政收入為1122萬元,2000年竟下跌到不足50萬元。

與此相聯係,更為嚴峻的問題則是農牧民生活水平的顯著下降。

四川省政協2001年曾邀請省民委、省扶貧辦、省林業廳對甘孜州的返貧問題進行了跟蹤調查。結果發現全州18個縣中,過去被列為貧困縣的9個縣,2000年已先後按標準越過了溫飽線,而過去的9個非貧困縣,卻又紛紛淪為新的貧困縣。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奇怪的現象?原因在於,這些縣過去是木材采伐大縣,“禁伐令”下達後,與伐木相關的運輸業、加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萎縮,農牧民的收入自然也就隨之下降了。

據調查,1997年全州農牧民來自林業及與林業有關的收入人均為116.39元,占人均純收入的13.24%,“禁伐令”下達後,這些收入都隨之消失了。

道孚縣在實施“禁伐令”之前,全縣4萬多人口竟有私人運輸卡車700~800輛,人均擁有載重卡車的比例據說為全國之冠,給商業、餐飲業、旅館業帶來了畸型的繁榮。但是隨著天然林的禁伐,市場一片蕭條,載重卡車絕大部分閑置在家門口,幾萬元一台的車僅以幾千元一台的價格出售,農牧民人平純收入從1080元降到600多元的貧困水平。

德格縣林業部門反映,“禁伐令”下達後,雖然縣財政出現了一些困難,但是國家已經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基本予以解決,而目前問題最嚴峻的還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善良、淳樸、深明大義,對天保工程衷心擁護,但是他們目前的困難處境卻需要黨和政府給以關注。過去老百姓可以在林業上打工,包括抬木頭裝車、搞運輸等,現在這些收入通通沒有了,既不準砍樹,又不準打獵、采金,隻靠一畝地產一兩百斤的青稞,咋能過活?有的人家春天缺糧時去借貸,青稞收下來還了糧、除了種子便所剩無幾,沒等多久,又得到處借貸;有的農牧民糌巴裏沒有酥油,有的連茶葉和鹽都沒有,終年隻能喝開水;有的隻能四處乞討……

如果對林區農牧民的溫飽問題不及早解決,不但會嚴得影響民族關係和社會穩定,而且會使“天保”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的成果都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