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考察，大大地打開了他們的眼界。解決牧畜的飼草問題，國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采用的劃區輪牧製；另一種是美國、加拿大等采取的草產品加工，形成新的產業，發展大規模集約化圈養。連續考察十幾個奶牛場和二十多座草產品加工廠後，羅蜀杭和江滔滔都認為，美國、加拿大的辦法更適合人多地少的中國。
但是，要以牧草產品作為核心主業，卻遭到了公司部分員工乃至部分董事的堅決反對。一些員工嗤之以鼻地說：“咋去弄草？是不是腦殼有毛病？別人巴不得進大城市發展，我們倒鑽進了農村！”一些董事主張繼續搞房地產或者搞電子、電腦等高科技產品。
羅蜀杭力排眾議，一麵耐心地說服大家，一麵選擇建設草基地的地方。通過四川省畜牧局的推薦，１９９８年大業公司在涼山地區布拖縣，建立了全國第一條具有世界水平的牧草加工線。
當羅蜀杭下了飛機又坐著汽車風塵仆仆地來到甘肅河西走廊南緣、騰格裏沙漠邊緣的景泰縣時，麵對豔陽下坦蕩無垠的荒漠，迎著熾熱陽光下荒漠卷起的滾滾熱浪，他展開雙臂激動地歡呼道：“啊，這就像加拿大！”當聽說甘肅省已經把草產業作為未來的支柱產業之一時，他更感到朝陽正在升起了。
經曆三年的市場調查和技術論證，再經三年多的投資和實踐，大業公司成功地填補了中國產業化鏈條的薄弱環節。
拓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想必是十分艱難的，以致大業牧草開發公司總經理田茅在接受采訪時，竟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淚。
一開始，大業公司就把自己的起點定得很高，用羅蜀杭的話就是：“要做就得做到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水準；要走就得走高技術、大規模、產業化道路。”
這並不是大言不慚，誇誇其談。
大業公司創造了“公司＋科研＋基地＋農戶”的獨特模式。
還在美國和加拿大考察時，羅蜀杭就意識到，要讓草產業迅速發展，必須克服規模化和小生產之間的矛盾，采取“公司＋農戶”的辦法，發動千萬農民共同參與。他曾經含笑對副總經理江滔滔說：“外國人不知道公司＋農戶到底咋做，我們卻知道，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大業公司和上萬農戶簽下了合同，一方麵鼓勵大戶種植，另一方麵讓農戶們連片種植，與此同時，自己還建立了種草基地。
而對草產業中科技的重要性，從金融、百貨、房地產業轉到農業的羅蜀杭，卻是逐步認識到的。
在布拖試種光葉紫花苕時，第一年兩千多畝失敗了一半；在甘肅景泰縣試行苜蓿、糜子混播時，第一年兩千多畝苜蓿全被熾熱的沙粒燙死。在甘肅考察時，羅蜀杭了解到，當地曾有不少經營草產品的小廠因為規模小和科技水平低先後倒閉。
失敗，讓羅蜀杭和他的同事們認識到，小小牧草中大有文章，必須掌握核心技術，必須用智慧和文明，才能打開牧草產業化之門。
設備，大業公司采用了全套美國自動化設備——目前，全世界隻有美國的牧草幹燥設備能滿足“瞬間幹燥”的要求，最大限度保存鮮草的營養成份。
草種，必須選擇最優秀的。在美國、荷蘭、加拿大等國，草種生產是近年來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而我國卻一直沒有一個自己的品牌，沒有一個從事草種的產業化企業。由於品種嚴重退化，牧草的單位麵積產量僅為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從國外進口草種，一方麵需要大量外彙，另一方麵又產生了各種“水土不服”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業公司和中國農業大學、甘肅農業大學、中國西部草業工程中心、甘肅草原研究所、四川省畜牧獸醫研究院等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在蘭州成立了大業草品研究所，在酒泉成立了大業種業科技發展公司，建立了草產品、草種中心實驗室，繁育成功了擁有自己專利的牧草品種——甘農二號和甘農三號，並且參加了國家“９４８引進國際農業先進技術”項目攻關，研究如何解決退化草地的生態恢複以及如何解決土地的鹽堿化，這都是我國草原目前麵臨的十分迫切而棘手的問題。
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羅蜀杭強調，企業理念中除包括經營理念和管理理念外，還必須包括人才理念，隻有高素質的員工，才能創建具有創新精神生氣勃勃的企業。
大業公司以豐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環境網羅各方人才，成立了畜牧產業專家委員會，全國唯一從事草業研究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是專家委員會的首席顧問；新西蘭梅西大學年輕的草地生態專業博士劉富淵擔任了公司技術總監兼科技發展部經理；公司領導班子七個人中，有一個博士、三個碩士和三個本科畢業生。
在大業公司工作了九年的一位普通女職工這樣說：“我們因貢獻自己的才智而自豪，每位員工能在這裏挖掘發揮自己的潛能。是‘大業’團結、敬業、競爭、向上的精神支撐起了戈壁灘上的萬畝綠洲。”
談到草業，羅蜀杭微笑著用詩一般的語言說：“做好小事，成就大業，一直是我們的宗旨。我們熱愛這份事業，它服務社會，造福人類。我們祟尚這樣的精神，它昂揚進取，執著做事，踏實做人。”
回顧“下海”近１０年的曆程，羅蜀杭坦言，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做草”，最成功的也是“做草”。搞草業，既能治沙又能扶貧，使他和員工們產生了一種真真實實的“成就感”。
在甘肅鹽堿化和沙化的土地上種植苜蓿，大業公司已經摸索出了一整套成功經驗。這些土地本來正在慢慢變成可怕的沙漠，但隻要一種上可愛的苜蓿，兩年後又重新變成了沃土，生態狀況徹底改變。
國內某著名的上市公司曾經炒作自己的“苜蓿概念”，但實際上隻在甘肅張掖投資１００萬元種了２０００畝苜蓿，股價上漲後，這個公司曾以２．５億元的高價要求購買大業的草基地，被大業公司斷然拒絕。
在大涼山下的布拖，牧草也取得了巨大的生態效益。這個高寒山區過去每年隻種一季玉米、洋芋或蕎麥，每到冬天到處黃沙漫漫，煙塵滾滾，風一刮，地裏的沙礫和塑料薄膜碎片滿天飛舞。但現在，一片碧綠，滿目青翠，紫花苕不但解決了沙塵問題，而且讓利用冬閑地種草的農民變一季收入為兩季，每畝地增加收入４００多元。紫花苕和苜蓿同屬豆科植物，根瘤有巨大的固氮作用，據專家們檢測，一畝光葉紫花苕可以固氮２０斤，相當於一包尿素，而且還沒有化肥破壞土壤、汙染環境的副作用。
羅蜀杭常常回憶起這樣一些故事和經曆：
剛到布拖時，這個國家級貧困縣正為如何真正擺脫貧困而困擾，大業公司從總經理到普通工人不得不一連半個月頓頓隻吃土豆熬稀飯，以致許多人後來一看見土豆就反胃。牧草開發公司經理助理克力寒冬臘月、滴水成冰的季節開著汽車去鄉下時，從老鄉的土屋裏跑出來兩個看熱鬧的孩子，一個光著上身隻穿了條破褲，一個光著屁股隻穿了件破上衣……
到甘肅去考察時，景泰縣整條街買不到一點肉，路過沙漠邊的一個治沙站，吃午飯的時間到了，治沙站的工人們熱情地招呼羅蜀杭一行吃飯，但桌子上隻有一樣菜——沒有油、紅鍋炒的韭菜加西葫蘆。副總們咽不下去，羅蜀杭默默地吃完飯後詢問工人們每天的夥食標準，工人們回答：“每天八毛錢。”
“每天八毛錢”，這個回答像鐵錘一樣擊打在羅蜀杭的心上，從此，這一頓飯便深深地鐫刻在他腦海裏了。
羅蜀杭常常說，中國城市的繁榮是建築在１０億農民的基礎上，農村貧困人口估計約占三分之一，農村的貧困必將影響中國的未來，企業應該對扶貧事業做出貢獻。發展現代草業，正是集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於一體，在西部大開發中，更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業公司已經搶先投入了西部大開發。
為了實現“中國最大，世界先進”，在羅蜀杭的領導下，大業公司兩年前便已著手研究“草產業鏈”。除了草產品的生產和加工外，公司開始涉足高科技領域的基因工程。為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快我國草種和畜種的改良，公司和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專家合作，在新西蘭建立了“太平洋育種技術公司”，在四川成都著手籌建全國最大的良種牛胚胎移植中心和種畜示範場。公司的科研部門還在研究如何利用天然牧草提煉維生素、氨基酸等生化藥品、保健品乃至化妝品。
麵對２１世紀和加入ＷＴＯ，羅蜀杭含笑說：“我們胸有成竹，在不遠的將來，以大業為龍頭的中國草業必將改變全球草業的格局！”
告別流水三千裏從頭做起種樹人
天保工程的實施，使許多陷入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兩危”境地的林業企業看到了希望，暫時擺脫了困境。然而，國家有限的投資、曆史留下的巨大包袱以及企業經營方針的根本轉變，卻又使許多人手足無措。
企業生存靠什麼？目前靠天保工程的國家投入，１０年後天保工程結束了又怎麼辦？企業怎樣在投入天保工程的同時又麵向未來開辟產業化的道路？
許多企業在進行探索，大渡河木材水運局——現大渡河造林局便是取得成功經驗的企業之一。
大渡河木材水運局成立於１９５６年，曾經有過一段極其輝煌的曆史，被林業專家們譽為“世界木材的水運在中國，中國在四川省，四川省在大渡河”。大渡河上遊處於高山峽穀區，彎多、河窄、水急，被蘇聯專家們認為是單漂和筏運的禁區，但是為了降低木材運輸成本，職工們克服一切困難開辟航線，１００多人犧牲後，終於讓甘孜州壤塘縣到湖北省宜昌市兩千多公裏（後改為從壤塘到四川省宜賓市１１００多公裏）暢通無阻。４３年中為國家運送木材３４００多萬立方米，上交稅利６億多元。甘孜州、阿壩州大多數森工企業采伐的木材，都依賴這條水運線送到全國各地。
全局職工８０００多人，最多時，一年運出木材１５０多萬立方米，大渡河上萬木堵塞，從河這邊可以踩著木頭到達對岸。職工們經常披蓑衣、住岩洞，跋涉在渺無人煙的地方，拆垛和趕漂時都常常有人犧牲。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森林資源的減少，采伐量急劇下降，１９８６年水運量已經下降到１０多萬立方米，大渡河水運局也陷入了困境。
天保工程啟動後，大渡河木材水運局被列入四川省實施天保工程的２８戶重點森工企業之一。局領導班子認為，這是企業的第二次創業，要取得發展，一方麵要實現觀念上的轉變，一方麵要及時調整經營發展戰略。
為了實現觀念上的轉變，大渡河局喊出了“告別流水三千裏，從頭做起種樹人”的口號。組織職工們反複學習朱鎔基總理１９９６年在攀枝花視察時“少砍樹多種樹”“把森老虎請下山”的指示，讓大家認識趕漂人的出現是曆史的需要，趕漂人變成種樹人，是大渡河局最好的歸宿。這不是失業，而是偉大的轉折。對天然林進行保護，製止過度砍伐，是一項利國利民、造福子孫後代的千秋偉業。能參加這一偉業，是大渡河人的光榮，也是大渡河人的責任。
在職工們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經過反複征求意見，局領導班子將過去“以木材水運為主全方位經營”改變為“以營林為主，多元化經營”，把大渡河局建成“林工貿旅遊一體化”的林業產業化集團公司。
於是大渡河木材水運局掛上了“大渡河造林局”的牌子。
造林就必須有土地，而大渡河局長期以來生產的場地是河水，在陸地上並無“立錐之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麵對這個棘手的問題，局領導班子特別年輕的局長江洪想了許多辦法。
清秀儒雅，戴著眼鏡，有著寬寬的額頭，江洪的外貌不大像林業人。他長期在地方工作，曾擔任過區委書記和縣長。在擔任區委書記和縣長時，便曾在當地大力提倡種竹和發展竹產業。為了解決大渡河局的土地問題，他跑遍整個四川，和大渡河沿線的地方黨政、林業部門反複磋商，采取租賃、承包、兼並、股份合作、有償轉讓林地使用權、政策劃撥國有荒山荒地自營造林等各種形式，終於落實了造林土地６６０多萬畝，其中有林權證的１５０萬畝——基本相當於一個中型森工企業的營林施業區。僅１９９９年便人工造林１７．７萬畝，封山育林近９３萬畝。
為了真正把趕漂人變成種樹人，大渡河造林局對職工們進行了一係列技術培訓，參加的達１２００多人次。江洪和領導班子成員帶頭學習技術。四川“麻將”成風，但江洪卻把晚上和節假日當成了學習時間，即使到基層去檢查工作也是如此，專家、教授向職工們講課時，他總是盡可能聽課並且認真記筆記。由於努力學習，在較短時間內，便成為營林的行家裏手，甚至可以在專業雜誌上發表文章了，目前他已經是北京林業大學的資源環保專業研究生。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篩選，大渡河局決定聚焦於竹、苗、羊、茶四個項目。而且所有的項目都強調高起點、高質量、高標準，具有示範使用，能夠走上世界競技台。為此，大渡河與北京林業大學、四川省林勘院、四川省林科院、四川省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四川省畜科院、中國茶葉研究所等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
在天全縣，他們采用了全國最先進的技術，建立了大渡河牧業公司，引進德國純種波爾羊建立現代化種羊場，采用“公司＋農戶”的辦法，以天全為中心，馬邊縣為輻射點，爭取每年出欄二郎山肉羊２０萬至４０萬隻。波爾成年公羊身材高大，體重在１５０公斤以上，是世界上最好的良種羊之一。用這種羊繁殖的肉羊，一年內可長到７５～９０公斤，經濟效益顯著。雅安市（包括天全縣）和樂山市的馬邊縣有豐富的草場，十分利於肉羊的發展，形成規模經營後，對當地老百姓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有很大幫助。
大渡河造林局還結合天全縣的退耕還林工程，與縣林業局合作，租用農民土地栽種楠竹２０萬畝，建成蜀西竹海（二郎山林海）。楠竹既可作為造紙工業等的原料，又可產筍，還可發展旅遊業，砍了後還會萌發，可永續利用，是集生態與經濟、社會效益於一體的植物。為了“弘揚竹文化，開發竹產業，發展竹經濟”，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四川宜賓市曾經舉行了規模巨大的中國竹文化節。宜賓的長寧縣有著名的“蜀南竹海”，成片楠竹共７萬多畝，被列為全國旅遊勝地４０佳之一，２０萬畝蜀西竹海形成後，規模將大大超過蜀南竹海了。
為了營林，大渡河造林局在樂山市建立了獨具特色的蘇稽綜合苗圃基地。這個多功能的基地，一方麵為“天保工程”提供種苗，一方麵為城市園林綠化、城鄉居民美化生活服務。由於苗圃集科研、科普、生態、生產、旅遊為一體，特別在收集、選育、複壯、繁殖鄉土樹種方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已經被中央有關部門命名為國家級生態科技園，成為樂山市林業科技的展台與科技成果推廣的中心了。
走進蘇稽苗圃，你會發現它和另的苗圃絕不相同，麵貌是新的，機製也是新的。
圍繞苗圃的建立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苗圃的負責人是一位６５歲的老人劉紹林，大渡河局的老職工。這個瘦瘦的、下巴尖尖的老人，曾擔任過木材加工廠廠長和會計處處長，臉上布滿了深深的、橫七豎八的皺紋，頭發已經花白，極像童話中的樹爺爺和樹根雕成的樹仙。
五年前，他從大渡河局退休後，為了在晚年實現培育一片園林的夢想，看準了樂山市蘇稽鎮一片滿是卵石的河灘地，便花兩萬元購買了１５畝。經過辛勤的努力，兩三年後，這片亂石堆上竟出現了一個有花園、魚塘和餐飲，環境優美，建築別致的渡假村。
當時，大渡河木材水運局已經陷入經濟和資源的雙重危機，局長江洪常到這裏來“躲債”，有時也在這裏招待同行和朋友。
天保工程實施後，無木材可運的水運局轉向了造林，江洪馬不停蹄地跑遍全川，尋找造林的“空白”，尋找合作的夥伴，為企業爭取一片生存的空間。
要造林還必須有種苗。購買別人的種苗，每年得花去千萬元資金……於是天保工程啟動不久，劉紹林便接到江洪的電話了：
“老劉，你能不能想法搞點苗子？局裏每年要造林３０多萬畝，需要幾千萬棵苗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