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縣委書記李伊林和天全縣主管林業的副縣長高平等人便反複向幹部和群眾宣傳、動員。據統計，僅１９９９年９月到２０００年初，縣級各種會議便開過６４次，各種院壩會更開過幾百次。
李伊林強調：“退耕還林不僅僅是林業部門的事，要全社會參與。”他親自深入農戶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宣傳動員。樂英鄉一位老隊長對退耕還林工作想不通，曾三天兩夜不起床，李伊林便守在他的床頭前反複講道理。道理講了三天，老隊長想通了，縣委書記才離去。
除林業局外，全縣各部門、各單位甚至每個幹部都分配了退耕還林任務，分片包幹，負責到底。縣委強調，這不僅僅是搞退耕還林，也是幹部作風的一次大轉變。
在和農民群眾談心時，幹部們都反複算過一筆帳：一畝地種成糧食到底可以收入多少，如果改種竹子等經濟作物又可以收入多少，用這些收入去購買糧食還可以剩下多少……正是通過一筆筆算細帳才說服了廣大農民群眾。
至於退耕後到底種什麼呢？李伊林和副縣長高平、林業局長楊明權等曾反複論證，反複篩選。有人提出種樺樹和榿木，有人提出種水果，楊明權建議種竹。後來他們到廣元、旺蒼、樂山、眉山、青神等地考察後，又得到了雅安市的紙業公司將恢複生產的消息，終於下決心發展竹產業。
在推行退耕還林（草）工作的過程中，天全縣委、縣政府領導逐漸認識到，國家要生態，地方要發展，農民要致富，必須將這三者統一起來，才能真正實現中央的“退得下，穩得住，能致富，不反彈”的生態建設目標。於是在決定發展竹產業的同時，他們又創造出了“４＋１”生態經濟複合型模式。即根據退耕區域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立地條件和樹種、草種的不同生物特性，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前提下，采取林草間種、竹草間種、林竹間種、林藥間種四種模式，並在林、竹、藥鬱閉前種草，配套養畜，讓長、中、短效益結合，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結合，市場導向與科技進步結合，退耕還林與扶貧開發結合。
為了通過退耕還林實現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並逐步走上產業化的道路，天全縣又大力推行了“公司＋農戶”和大戶承包兩種運行機製。有的養羊戶已租荒山１０００畝；而“公司＋農戶”主要有公司提供種苗並回收產品，公司租賃土地造林，公司提供技術並回收產品，公司提供種羊和部分資金並回收產品四種模式。依托的龍頭企業有中州紙業、雅安三九藥業、大渡河造林局等。
李伊林曾說：“農民沒事幹就會心慌、著急。”推行新的模式後，農民退耕之後在樹下又種起了草，養起了兔、羊等家畜，買羊的資金有低息貸款，產品有人收購，既有長期效益，又有短期利潤，解除後顧之憂後，生態建設的進度便大大加快了。
目前，天全縣正計劃用三至五年的時間，完成全縣１８萬畝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退耕還林任務，並對３０多萬畝荒山進行綠化造林，建成２０萬畝雜交竹和楠竹、１０萬畝三倍體毛白楊、１０萬畝優質牧草基地，帶動林竹、畜產品生產加工，綠色食品，旅遊業等的開發，通過產業鏈的延伸，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達到生態和經濟效益的統一，讓農民在生態建設中擺脫貧困。
在退耕還林工作中，雅安市和天全縣曾得到了國家和省有關部門的許多支持和指導，全國人大、國務院領導、國家林業局、農業部、西部開發辦、中科院等都曾多次到這裏進行考察，四川省退耕還林現場會和全國南方退耕還林現場會都曾在天全召開。
２００１年３月，李伊林從天全縣調到雅安市雨城區擔任區委書記。到雨城後，年輕的書記仍然保持了深入群眾、深入基層的作風，並且提出了建設“綠色雨城，生態家園”的設想，在雨城區建造５０萬畝竹海，在改造生態環境的同時，為企業中竹公司提供充足的原料。中竹公司引進國外設備生產紙漿，由於原料不足，設備的效率一直沒有充分發揮。上任後，他第一個拜訪的部門是林業局，而從此以後，林業局長便沒有星期天和八小時工作製，新上任的書記堅持了自己白天下鄉調查研究，和農民群眾促膝談心，晚上和幹部們開會、研究工作的傳統，往往晚上９點、１０點鍾了，林業局長還會接到他的電話：“老姚，請你過來一下，有個問題要研究……”
我到雨城區時正是一個星期天，當提出要采訪一下這位口碑很好的書記時，他立刻答應了，於是我到了他掛著熊貓畫、擺著綠色植物的辦公室裏。
正如天全和雨城區的幹部們向我描繪的，李伊林的確十分年輕。寬寬的額頭，白皙的皮膚上帶著健康的紅暈，整個人稱得上豐神異彩，沒有一般縣老爺的暮氣和官架子，更多的是年輕人的朝氣。他的穿著也很“前衛”，聽當地幹部們說，夏天常常是黃色或粉紅色的體恤，現在是冬天，則是一件藍色帶橫條的毛衣，從外貌、神情到穿著都有些像“白領”。
但他的思維卻又表現出一個基層七品官的特點——常常意識到自己為一方百姓所負的責任。他出生於小城市，“文革”最後一年趕末班車當了三年知青，後來又當了工人。也許就是這三年的知青生活，讓他對中國的農民產生了深深的感情，於是後來進了學校又走向官場後，他向下屬們談得最多的是對老百姓的感情和轉變作風方麵的問題。
最近幾年，他幾乎每兩年換一個地方，從蘆山縣縣長到天全縣縣委書記，然後是雨城區委書記，隨著工作地點的變換，職務也在提升。但他似乎總是讓自己站在風口浪尖上，以讓人無法想象的熱情，努力抓住西部大開發和生態環境建設這一曆史機遇，一麵思考，一麵探索，創造出了難能可貴的“政績”。
他讓我想起了小說《新星》中那位縣委書記李向南。
下麵就是我的采訪筆記。
我認為，作為基層領導應該有責任感，對老百姓要有感情，不能搞那些“短平快”。發展地方經濟、進行結構調整，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要找到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可以搞高新技術，而偏遠的山區目前要抓工業，但從長遠看來還是要抓生態。從全國看，從未來看，生態都是我們的優勢。
許多人對退耕還林的態度都僅僅是被動地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而我們卻是主動的，主動利用退耕還林進行戰略性調整。為了轉變觀念、統一認識，我們曾在幹部中開過６０多次會，老百姓開的會更多，變“要我退”為“我要退”。
國家要生態，總理在思索民族的未來。１９９８年的大洪災，直接損失便是兩千多億，間接損失更大，要想長治久安，必須遏止生態惡化的趨勢。但是地方又怎樣發展經濟，達到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呢？
國家要生態，但我們必須為群眾生活負責，為地方經濟發展負責，要找到三者的結合點。我認為，這是退耕還林工程成敗的關鍵。如果群眾的貧困問題不解決，甚至連飯都吃不上，必然會出現複耕。因此在天全我們曾墊資幾百萬元扶持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在雨城也是這樣。
退耕後到底種什麼，我們曾仔細算過帳。１畝竹賣給造紙廠一年可以得到六七百元收入，加上筍子，收入可以上千元甚至更多；種毛白楊，８年後可以開始輪伐，每畝地的收入也上千元……算帳後農民心裏亮堂了，便爭先恐後地要求退耕。
而地方財政收入呢？雨城區如果３年內種竹３０萬畝，加上現有的２０萬畝，僅此一項每年的稅收便可以增加幾千萬元，農民每戶也可以增收１０００元。省上要求農民每年增收１００元，我們要求３至５年內人均增收１０００元。“千元增收”這個目標，正是借生態建設、退耕還林為契機，才把文章做活了。
過去全區每年僅僅種竹１萬畝左右，但今年卻達到了１０萬畝，從來也沒有這麼大的規模，除此之外，還有茶葉、蠶桑等。幹部和群眾看到了希望，因此精神振奮，參與熱情空前高漲。
３０萬畝竹栽種後，再加上桑樹和其它樹，雨城區１０６０平方公裏土地上，森林覆蓋率將達到６８％，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生態環境優秀了，就可以發展旅遊，碧峰峽的生態旅遊半年內曾吸收了三位總理和副總理。除了旅遊，還可以發展綠色食品和中藥材。
我估計，再過１０年、２０年，生態旅遊和綠色食品也是我們這裏的優勢。
生態牌都在打，但如何真正落實到農戶和田塊上，就有個幹部隊伍問題。為了改進基層幹部的工作作風，我們讓全區１９１個村的村幹部全部進行直選、鄉、鎮幹部也全部采用“零起點”的辦法競爭。采用這種辦法後，出現了許多動人的情況，例如三代人、三弟兄競選村主任，大學生和企業老板參加競選等。通過競爭，３０％的幹部被淘汰，７０％的幹部得到了群眾的認可。現在幹部們在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基本建設等方麵工作熱情空前高漲。今天上午我們剛剛總結了這次換屆工作。我認為，一件事隻要認認真真做，效果就不一樣，改進幹部作風和退耕還林都如此。
明年我們將搞文明場鎮建設，開展“文明新風進萬家活動”。先搞出一些樣板，然後再推廣。過去和現在絕大多數農民是為生存而活著，我希望他們幾年間能完成原始積累，能變成為創造財富，為小康生活而活著，改變了命運。
我曾經當過知青，離開２０年了，回去一看，村裏還是沒有路，農民的房子、生活還是和２０年前一樣。如果我們不管他們，不想法幫助他們，再過２０年到１００年，也還是這樣，也許和１０００年以前差不多，還是種點糧食，自給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必須激活他們，使他們不甘心目前這種生活狀態。首先要想辦法動員他們進行原始積累，也就是搞“千元增收”，兩三年後農民有了積累，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便有了基礎。
我們目前對農村開展的許多工作，實際上可以算作一種市場經濟的“啟蒙教育”，改變命運的“啟蒙教育”。因此我們強調開“戶主會”。要求每個鄉每月必須召開一至兩次戶主會，這是過去在天全總結出的經驗。讓戶主們能了解黨的政策，能聽到中央的聲音，並且能現場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召開戶主會後，效果的確立竿見影，鄉幹部們作風大大改變，幹群關係迅速改善了。幹群關係緊張是我們目前麵臨的最大矛盾之一，讓幹部們改變作風，可以說是一種意義重大的意外收獲。
而對農村存在的３％到５％的困難戶和弱勢戶，我們則強調幹部們開展“一幫一”活動進行扶貧。在天全我就曾經幫助過一戶種草養羊，他當年脫貧，現在已經修了新房了。
作為黨委和政府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加快發展。我們提出建設“生態強區”、“工業新區”，其目的都是為了發展。
您問“五年到八年後，中央不再給退耕戶補助了，會不會出問題？”我們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我的結論是：現在工作困難一些，今後就很簡單；反之，如果現在工作很簡單，今後就會很困難。我們不能指望中央無限期管下去，而必須上對中央下對群眾負責。
明天星期一我們要召開一個“千元增收”動員大會，上千人參加，動員全區農民三年內每人增收１０００元。我仔細算過帳，目前規劃的幾大項目可以實現人平增收２９００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農民的收入可以翻一番。
作為區委領導，我們不能隻是泛泛地一般性地號召，而必須一抓到底，逼得那些缺乏進取心和創新精神、脫離群眾的人不得不幹。我們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幹部考核製度：一次抽查落後了進行批評，第二次再落後就免職。堅決起用能幹的人，淘汰不幹的人。“為政之要，出以公心”，在對人的使用上，尤其如此。
我們必須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到群眾中。我曾經看到一戶農民，全家的財產不足５０元，娃娃的腳上長了一個大膿瘡沒有錢醫治，一口鍋爛了一半隻剩下半邊，地上隻有一堆洋芋，頭天用幾包向日葵換回了一把麵……我流淚了，覺得這是自己的失職。我常常對幹部們講，對群眾要有感情，這是工作的基礎。群眾翻山越嶺來找你們，不容易，能辦的事一定要辦，不能辦的也要解釋清楚。如果態度不好，甚至敲詐勒索，在群眾的眼睛裏是什麼形象？
當然對基層幹部的困難也要體諒。我們已經讓村幹部們的待遇翻了一番，養老等待遇和工作業績掛勾，還規定對發展經濟做出成績的可以競選鄉幹部，甚至可以轉為公務員。
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對群眾有感情，有了感情才會有責任感，才會鍥而不舍、堅忍不拔，工作中才會有激情和創新。
解決了對群眾的感情問題，幹群關係自然也解決了。
新的矛盾：爭項目，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