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午飯時，縣林業局局長毛生來了。這是一個身高１．８米以上、高大壯實的藏族漢子，４０多歲，穿著藏青色林業公安製服，一臉純樸而單純的笑容。特別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陪吃的隻有一位辦公室主任和一位女性工會主席（後來一直是她陪伴我考察），沒有喝酒，菜、飯都是招待所食堂自己準備的，簡單、清淡、幹淨。毛生局長並沒有陪我吃飯，但卻一直帶著笑容，很有禮貌地站在飯桌邊，一麵詢問我對高原的印象，一麵向我介紹爐霍的情況。
後來我才知道，性格直爽、作風正派的毛生，是不喝酒、不陪吃、不好應酬、不願接受記者采訪的。但對林業局內部和林區的管理卻極嚴格，在藏、漢族職工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毛生出生於山區農村，曾在民族幹部學校學習，當過生產隊長、大隊長、鄉長。從小便喜歡種樹，在家鄉的山溝裏曾經種植了一大片白楊，二三十年過去，如今那些白楊已經有碗口粗細，在孤寂的高原上帶來了一片動人的綠陰。
他擔任爐霍縣林業局長已經有３年。
１９８９年底剛擔任局長時，爐霍縣林業局和四川省許多林業局一樣，陷入了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兩危”處境，職工們竟靠借貸發工資。毛生一方麵糾正了繼續招聘人員，造成人浮於事、包袱沉重的做法；一方麵大力進行內部整頓。過去縣林業局汽車隊長期虧損，但隊裏不少人卻發了財，有的司機竟有幾百萬貨款沒有收回。在毛生的親自過問下，車隊重新製定了收回貨款的獎懲辦法並嚴格執行，開除了少數損公肥私的人，充實了一批老實、正派的司機，一年後，貨款終於全部收回。對林業局下屬各個工段，毛生也狠抓成本管理，查出了許多帳物不符的問題後一一進行了整頓，堵住了各種漏洞後大大降低了成本。
爐霍縣林業局取得大發展是１９９２年以後。
這一年春天，縣委批準爐霍縣林業局與縣林場合並，成立縣林業開發總公司，林業局推行企業化管理，成為爐霍縣體製改革試點單位。毛生既是局長，也是總經理。
在這次改革中，毛生進一步顯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和領導者的氣魄。包括繼續完善和改革分配製度，實行以崗定酬並向一線傾斜，大大地調動了一線生產人員的積極性；打破幹部和工人界線，實行能者上，庸者下和優化組合，讓幹部和工人們有了危機感和競爭意識；進行用工製度改革，推行合同製等等。與此同時，毛生又深入基層，不斷研究和解決生產和管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嚴格製定降低成本、節約資源的措施，終於使企業走出了經濟危機的困境。自１９９２年以來，木材生產成本一直控製在每立方米５０元左右，比同等條件下的州屬企業低了一半多，成為全甘孜州木材生產成本最低的采運企業，每年創利稅８００萬元以上，被四川省經委評為“縣級工業企業五十強”單位，成為甘孜州２０多個森工、林業單位中的佼佼者。
爐霍的林業部門長期以來一直重視“跡地更新”，強調林業建設必須“以營林為基礎”。州屬爐霍林業局在育苗、更新和幼林撫育等方麵都創造了許多經驗；縣林業局早在１９８１年別的地方還沒有意識到育苗工作的重要性拒絕建立苗圃時，便主動爭取專家們的指導並建立了自己的“中心苗圃”。１９８４年，這個中心苗圃開始推廣運用大棚溫室與大田相結合的育苗技術，以後又率先開始安裝自動化噴灌設施。毛生擔任局長後，在前任局長楊柏的建議下，對中心苗圃的工作一直十分重視，陸續推廣了“雙枝叢植”、“插枝撫育”等許多新技術，在基礎設施上也日益完善，每年培育的各類苗木達１５００多萬株，出山樹苗質量很好，因此當年成活率和三年後的保存率常在８０～９０％以上，不但滿足了自用，還銷往青海玉樹等地，成為高原上“綠色的搖籃”。曾連續四次被評為“四川省先進苗圃”，連續七次受到甘孜州委、州政府及州林業局的表彰，１９９６年被原國家林業部授於“國有林區標準化苗圃”稱號，並經四川省林業廳批準，成為整個甘孜州的“中心苗圃”。
１９９８年我國開展“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草）工程以來，對樹苗的需要量陡增，苗圃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一些過去反對建設苗圃的人（包括某些上級領導），終於認識到自己的短視和錯誤，爐霍縣苗圃有了更大發展。１９９９年上半年便實現了全部灌溉自動化，麵積由２５０多畝擴大到近５００畝，每年培育的苗木達３６００多萬株，出山的合格樹苗達４２０多萬株，成為我國西南地區最大的育苗基地，育苗技術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苗圃站站長鄧道濟也獲得了縣勞動模範和州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爐霍中心苗圃在海拔３２００多米的高原上，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幹燥、寒冷的自然環境，造成苗木生長緩慢，一般要５至６年後才能從苗圃裏移出上山。為了縮短育苗周期，在毛生的領導下，職工們進行了許多探索和努力，終於用溫室和大田適當結合的新技術，將育苗周期縮短了１～２年，每畝地的成本也降低了１２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０年，毛生到芬蘭學習考察後，又帶回了芬蘭的先進育苗技術，包括嚴格選種，土壤經過化驗後實行各種營養科學搭配，播種、移苗實現機械化，溫度、濕度采用電腦自動化控製等等。經過實驗，采用芬蘭技術育苗周期可以再次縮短１年以上，而且苗木更茁壯——平均可比采用老辦法高出１０餘厘米。
高原上陽坡植樹一直是一個老大難，極端幹燥、土壤成熟度極差，許多樹種都無法適應這種惡劣的自然環境。經過反複實驗，２０００年苗圃終於成功地選育出了適生、速生新品種海棠（當地名之為“瓦多”），在陽山栽種後成活率達９０％。除海棠外，還篩選出了西藏柳、高山柳等適生樹種。
苗圃的管理也是嚴格的，全體職工按定額嚴格進行分片包幹，工資、獎金與苗木產量、質量直接掛勾，嚴格貫徹“多勞多得”的方針。許多職工為了管好自己責任地裏的苗木，不管晴天、雨天、下雪天都在地裏，節假日也常常放棄了休息。在苗木移床的時候，他們黎明便上了班，中午也不敢離開，一直幹到天黑。苗床裏野草總是生長得很快，四五年的樹苗往往隻有十幾公分高，但一季的野草便會竄高幾十公分，因此平均每個月要除草四次。由於樹苗十分脆弱，因此苗圃裏一般不使用除草劑，而是用人工除草。職工們常說，這個活兒最累又最細致，真像繡花一樣。有時草長得太快，實在拔不及了，他們還會自己掏錢，從外麵雇請小工幫忙。
為了支持苗圃的工作，在毛生的提議下縣林業局形成了一項製度：機關職工每月必須抽出２～３天時間到苗圃參加義務勞動。
在爐霍考察期間，我特地去參觀了中心苗圃。巨大的溫室、自動控製溫度濕度的儀器、完整而先進的灌溉係統，一畦又一畦綠油油的、整整齊齊、沒有雜草的樹苗以及嵌了磁磚的職工宿舍都十分漂亮。
但是在這個苗圃裏，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麼叫“生態環境脆弱”……
我看到了剛出土的雲杉苗像草芽一樣從地裏冒出了兩三根綠絲線般的葉片，那樣的稚弱，那樣的嬌氣，為了讓它們長成參天大樹，育苗的林業工人們像對待嬰兒一樣，種下前先浸種、催芽、消毒、拌肥料、土壤消毒，種下後又溫度、濕度、通風、病蟲害、除草……一點也不敢放鬆，甚至連睡覺也不安心。辛苦一年，它們隻長了兩三厘米。
好容易，四五年甚至六年後，這些雲杉苗長到十幾厘米高，終於可以離開苗圃上山了，但是上山第一年它們是綠的，第二年在高原嚴酷的自然環境下竟全部變黃——這時誰也不能判斷它們能否存活，直到第三年，如果又變成綠色，那麼這棵樹便存活了，否則便已經死亡隻能補種。而已經存活的，還得準備迎接高原上那極度的幹旱和數不清的風吹雪壓……
因此，在高原上，一棵種植了１０來年的雲杉隻有筷子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一株雲杉從種下到成材往往需要８０年到１２０年。
在毛生的領導下，苗圃的工人們分明都懂得自己工作的意義，因此都敬業而安心。苗圃站站長鄧道濟從內地南充來，女職工們也來自內地的漢源、遂寧、綿陽、成都……許多已經和當地的藏族人結了婚，在這裏紮下了根。為了讓工人們安心工作，縣林業局除了保證每人每月有七八百元的工資收入外，還為她們提供了漂亮的全裝修的、三室一廳的住房，這在貧窮的西部林區是十分少見的。因此她們紛紛表態，要在這裏一直幹到退休。
職工們還告訴我，麵對禁伐令下達後，從砍樹人變成栽樹人，毛生局長曾想了許多辦法增加收入，除了發展苗圃，每年從出售苗木中取得一定收入外，還在縣城內開發了房地產；建立養殖場，喂養奶牛；修建油庫，經營運輸用油……由於經營、管理有方，效益都比較好，保證了全局職工的收入穩步上升。
漢族職工們還說，毛局長對我們總是特別關心，常常對藏族職工們說：“漢族職工跑那麼遠到這裏建設邊疆，太不容易、太困難了，要照顧他們。”因此局裏對漢族職工子女總是優先安排工作。有一次，毛生的一個侄子打了一位漢族民工，他知道後勃然大怒，竟立即從地上揀了塊石頭向侄子擲去，打得侄子落荒而逃，被擊中的後背疼了好幾天。
對待自己，毛生光明磊落，嚴格要求。在企業進行基本建設時，他隻認工程質量和造價，從來不認“關係”。有人給他送禮，他堅決拒之門外，拒收的錢物達數十次之多。分配獎金，他堅持自己按出勤率和職工同樣對待，以致常常低於一線工人。按當地規定，企業年利潤在３０萬元的廠長經理，可以解決家屬的工作問題，但毛生卻從來沒有享受過這種“優惠”，而是把指標堅決讓給了別人。甚至有人提出，可以給他的家屬安排一個臨時工作他也不同意，認為這是搞“特殊化”，因此他的家屬一直在待業。
在接受采訪時，他還告訴我：“縣上曾幾次想提拔我當副縣長，但我堅決不同意。我明白自己沒有那麼大的本事，隻能當好一個林業局長。”說這話時，他質樸的臉上表情坦率而天真。
自１９９８年９月開展“天保工程”以來到２００１春天兩年半內，爐霍縣已經造林７．４萬餘畝。由於嚴格按照作業設計、技術規程進行施工並落實了分片包點責任製，對部分條件特別惡劣的小班還采取了客土栽植、引水灌溉、人工降雨、專人管護等措施，因此保存率竟達到了高原上極為罕見的１００％。
與此同時，爐霍縣兩年多內還對１２萬多畝幼苗、幼樹進行了撫育，對１８萬多畝林地進行了封山育林。
考察中，我曾去到過去的采伐區易日溝林區。
在進溝處，縣林業局已經設立了“路卡”，對過往車輛嚴格檢查，以防止偷伐和偷獵的人。
溝口看不到很多樹木，但往溝內行進了１０來公裏後，山上的樹木便多了起來，有原始森林，也有人工林——它們大多隻有幾十厘米到一米多高，但仍然讓人賞心悅目。墨綠色的雲杉，嫩綠色的樺樹，滿樹白花的瓦多，還有粉紅色和深紅色的杜鵑和各色野花，把易日溝裝扮得千嬌百媚，空氣極其清新。
我們漫步在溝內，耳朵裏灌滿了易日溝的流水聲，在流水的低音部中又常常響起了藏馬雞沙啞的和聲和畫眉鳥清脆的高音。藏馬雞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鳥類，常在海拔３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密林和杜鵑叢中棲息，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白羽烏尾，頭側緋紅，尾羽上還閃耀著紫色或綠藍色的光芒，十分美麗。聽說山上還有獐、麂、鹿、野豬等動物，植樹和護林時常常碰到它們。
爐霍縣林業局在溝內建立了易日工段，專門培育、管護森林和野生動物。工段共七個職工——六個藏族一個漢族，住在森林邊漂亮的木屋裏，竟像童話《白雪公主》中的七個矮人，當然他們並不矮。木屋幹淨而溫暖，一位漢族工人時髦的、戴著耳環的妻子從成都的邛崍縣到這裏來探親，丈夫去巡山了，她正在木層裏張羅著為他做飯……別的地方，林區工人生活條件大都很差，經常吃不上肉食和蔬菜，但爐霍縣卻不同，每個工段都配備了一輛汽車，專供生活、後勤方麵使用，因此各種副食品並不缺乏。工人們每月工資七八百元，夥食費用僅僅１００多元，生活算是很愜意了。
易日溝裏還有一座“本教”寺廟。據說毛生曾給很多寺廟簽訂過保護生態環境的合同，過年過節時還給寺廟送茶葉等禮品，發動和引導僧眾們一起投入“天保工程”。於是喇嘛們便常常會懲罰那些偷獵偷伐的人，甚至宣稱這些家死了人時拒絕為他們誦經。這一招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宣傳、貫徹、落實《森林法》，加強林政管理，和違法犯罪現象進行鬥爭，是各地林業部門的工作重點之一，毛生在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五
年內，他曾親自組織了１２０多次到全縣各鄉的重點林區進行《森林法》及《森林防火條例》的宣傳，並且擬定了《爐霍縣林政管理辦法》通過縣政府轉發實施。在管理方麵，對集體林實行了集中統一銷售，交稅後全部返還鄉、鎮的辦法，堵住了亂砍濫伐的源頭。
國家對天然林實行禁伐後，林業部門反對偷砍偷運的鬥爭異常激烈，毛生穿上了林業公安的製服，多次親自帶領工作人員們對縣內的基建用材、木材加工企業進行檢查、清理並身先士卒地巡路、巡山。由於他是當地人，因此總有一些親戚，熟人找他說情，但他堅持依法辦案，決不徇情，以致有的親戚歎息說：“有了個局長親戚，也是枉然……”還有人找領導出麵說情，但毛生回答：“我們得按規定辦，違反了規定和法律，就是天王老子來說情也不行！”自１９９８年實行“禁伐”以來，兩年多內，縣林業局共查處了各類林案２３０餘起，沒收非法木材８００多立方米，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７０餘萬元，使爐霍縣迅速遏止了亂砍濫伐的歪風，並且實現了連續２２年無森林火災。
考察中，我曾到爐霍與甘孜縣交界處的羅鑼梁子木材檢查站采訪。
羅鑼梁子是草原上一處荒涼的山坡，曾長期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是甘孜州到西藏和甘肅的交通要道。爐霍縣林業局派了七個小夥子在這裏設立檢查站，每天不分晝夜２４小時對過往車輛進行檢查。檢查站成立不久，還沒有房子，小夥子們全住在帳篷裏，條件很艱苦，特別冬天，山梁上氣溫會降到―３０℃以下，但是大家仍然堅守陣地。小夥子們說，他們最注意的是拉水泥的汽車，偷運的木料往往藏在水泥中間，因此隻要一聽到水泥車的聲音，七個人不管黑夜白天都會全體出動。他們還說，過去道孚縣那邊偷伐盜運嚴重，經過多次嚴厲打擊後，已經大大減少了。
為了改善檢查站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縣林業局已經開始利用舊木料和舊石塊為他們修建房屋了。
“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開展以來，甘孜州建立標準化苗圃的已經遠遠不隻一個爐霍縣。例如道孚縣便強調“生態建設，苗木先行”，用玻鋼和水泥管建設起了漂亮而堅固的大型溫室，取代了塑料大棚，水塔、管線配套，三年後每年上山的樹苗可以達到五六百萬株，已經成功地選育了沙棘等耐旱、耐瘠薄的樹種。大渡河邊的瀘定縣——這是紅軍長征時曾發生“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的地方，全縣的苗圃已經達到１００多畝，每年出圃的樹苗上百萬株。職工們喊出了“繪西部開發藍圖，育生態工程壯苗”的口號，四川省林業廳副廳長趙洪銀在考察了瀘定縣的苗圃後，曾欣然寫出了這樣的詩句：
冰山絕域，一片芳茵通峽穀。鬱鬱蔥蔥，嫩幹新枝帶露濃。
荒原大漠，豈任白雲衣被裹。綠滿天涯，隻待春風渡嶺崖。
和別的地方有所不同，瀘定縣林業局創造了向農民租賃土地的方式解決了苗圃的用地。為了實現在幹旱河穀造林，選育了大量常綠、耐旱的車桑子；為了在“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草）工程中，重現林業的支柱產業地位並實現農業的結構調整和增加農民收入，瀘定縣林業局除了在苗圃中培養了大量生態樹種外，還培育了核桃、香桃等經濟林樹種。
人們相信，隨著生態工程的進行，綠滿天涯的美景一定會在高原和大漠中出現。
用“生態屏障”拱衛長江
在西部大開發中，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設長江上遊生態屏障”的戰略目標，目前，這個目標已經成為全四川人民的共同行動，而第一個提出這重大構想的卻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所長、著名植物學家、生態學家劉照光研究員。正是在１９９８年長江流域遭受特大洪災後，他不但及時提出了開展“長江上遊環境變遷、生態重建與流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建議，而且提出了把四川建成“長江上遊生態屏障”的重大構想。
劉照光是川西人，１９５８年剛從四川大學畢業就參與了四川野生經濟植物普查和《四川野生經濟植物誌》的編寫工作，從此，４０多年中，他走遍了中國西南的山山水水，帶領科研人員們幾乎靠步行走遍了巴蜀大地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溝，先後在國內外發表了論文６０餘篇，並參與和主編了多部專著。他主編的《川西北國土綜合開發規劃研究》，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不僅被大量引用，而且被國際華人組織評選為世界優秀華人著作，四川省政府認為它是“留給川西地區各族人民一筆具有曆史意義的寶貴財富”。他主編的《四川植被》獲得了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獎和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度中國優秀圖書一等獎，代表了當時國內植被生態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先後獲得過２０多項國家、部（省）級重大科技成果獎，其中由他主持的就有８項。
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劉照光不僅治學嚴謹、注重實踐，而且敢於創新，敢於實事求是地麵對真理。早在１９７８年，針對當時四川省對森林過度砍伐造成生態惡化的情況，他便和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一起，向四川省領導提交了分析報告，呼籲合理利用天然林資源，防範自然災害，造福子孫後代。“報告”中的內容先後在《新華社內部通訊》和《人民日報》上刊登，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促進我國對林業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１９８１年四川發生特大洪災後，在詳細調查和周密論證的基礎上，他四處奔走，大聲呼籲“恢複植被，維護生態平衡”……
麵對貧窮的西部地區和西部人民，劉照光多次呼籲：必須擺正人與自然的關係，把生態建設與科學研究結合起來，實行“政府引導，企業介入，科學指導，聯合攻關”的新機製，突出生態重建與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為此，在食物鏈——生態鏈——產業鏈的整合研究，特別在生態建設與區域脫貧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方麵他做了大量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科院成都分院生物所創辦的地奧集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地奧集團主要產品地奧心血康是利用四川本地藥源植物黃山藥提取的，而黃山藥卻是劉照光在參加和領導植物調查時發現的。２００１年地奧製藥集團產值已達１２億元，利稅３億元，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高新技術企業之一。
另一個例子則是對“七五”攻關項目“茂縣大溝小流域治理”工程的實施。
茂縣鳳儀鎮靜州村大溝海拔１８００多米，地處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係北段高山峽穀地帶，正在長江重要支流岷江上遊的中部，是羌族的聚居地和典型的貧困山區。多年來對森林的亂砍濫伐，使這裏淪為半幹旱河穀，一下暴雨還常常引發洪水、滑坡和泥石流災害。為了對青藏高原東緣及長江上遊生態環境的退化與治理進行係統研究，１９８６年生物所生態中心在劉照光的領導下，在山溝裏搭起了帳篷，建起了茂縣生態站。
建站初期，條件十分艱苦，大溝海拔較高，氣候寒冷，住的是帳篷，吃的是農民們送來的飯菜，但是在劉照光的領導下，科研人員們堅持實驗，為山區陸續引進了草莓、葡萄、蘋果等經濟作物，逐步改變了山區人民長期以來“自給自足不出門，男耕女織在山中”，“養牛為種田，養豬為過年，養羊為禦寒，養雞為換鹽”的生活方式。
以後，岷江及長江上遊生態環境的保護及植被的恢複逐漸引起了國家的重視，茂縣生態站連續承擔了“七五”、“八五”、“九五”多項國家攻關課題和院、部、省的重點科研任務，以及一些國際合作項目。包括“岷江上遊半幹旱區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營造技術”、“茂縣大溝小流域治理研究”、“長江上遊造林困難地段植被恢複與造林技術研究”、“長江上遊幹熱、幹旱河穀、石灰岩退化石質山地植被恢複與造林技術研究”、“西部亞高山退化森林恢複與重建的生態過程及調控研究”、“珍稀瀕危資源植物的保護與開發——紅豆杉、黃山藥等資源的規模化基地建設”等等大大小小數十個課題。
在實施“茂縣大溝小流域治理研究”中，劉照光和生態站的科研人員們把自己和茂縣的山山水水融為一體，和當地有關部門密切合作，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全部心血無條件地奉獻出來，在小流域治理中認真實踐，不斷總結，努力探索如何在岷江上遊地區創立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並進而向其他地區推廣。經過十幾年鍥而不舍的努力，昔日一片荒蕪的大溝流域終於徹底變了樣：每一座荒山禿嶺都長滿了鬱鬱蔥蔥的人工林；每一個農家小院都是一個美麗的蘋果園，金秋時節，紅色、綠色的果實像寶石一樣地掛滿枝頭……當地老百姓說，今天我們這裏的每一片綠葉，仿佛都浮現著劉老師的音容笑貌……
１９９９年９月朱鎔基總理到茂縣視察時，聽了生物所與地方林業部門合作建立“大溝小流域生態建設試驗示範區”的彙報，並到現場看到了滿目蒼翠的林木後，曾感慨而興奮地說：
這裏的生態恢複情況，讓我對生態建設充滿了信心。
２０００年３月九屆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在會見中外記者時，他又說：
至於說種樹，時間要長一點，但是我親自考察過四川阿壩自治州的森林，植樹以後８年到１０年就可以成林，因此我認為西部地區的開發見效可能是很快的。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事業，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西部地區真正的開發恐怕需要一代人、兩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為了讓生態林建設與當地農業結構調整相結合，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建立藥源植物基地，發展規模生產，生產出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真正形成高新技術綠色產業，改變當地的貧困麵貌，劉照光和生態站的科研人員們幫助茂縣建立了３０００萬株紅豆杉基地。
從紅豆杉中可以提取紫杉醇，這是一種重要的天然藥物，常用於對癌症等疾病的治療。但是過去紫杉醇全靠剝取４０年以上樹齡的紅豆杉樹皮提取，一般４棵百年以上的老樹樹皮才能製成一個療程所需的藥品，因此對資源的消耗極大。劉照光和科研人員們經過艱難的實驗和探索，終於解決了紅豆杉資源匱乏的難題——他們不但研究成功了紅豆杉的扡插栽培技術，還創造了從幼苗中即可提取紫杉醇的新技術。用新的技術，三年之後茂縣的紅豆杉便可用於提煉藥物，而且含量比樹皮更高，７０萬株樹苗便可得到１公斤紫杉醇精品，純利潤可達２００萬元以上。
目前，茂縣已經建成了符合國際標準的原料加工廠，一種新興的、前途無限的綠色產業正在形成之中。
１９９８年劉照光已經退休，但是他仍然在繼續進行生態建設和植物調查工作。在茂縣為當地技術人員舉辦培訓班時，他突然發病，流了一夜鼻血，但仍然堅持講課直到培訓班結束，後來回到成都又忙於工作，沒有到醫院認真檢查。第二年他再次到茂縣出差，突然喀血不止，經診斷，竟已經是肺癌晚期……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一麵與病魔鬥爭，一麵加倍努力工作。手術後的２０００年夏天，他還最後一次到了茂縣。臨終前一個月，他還和前去探望的茂縣林業局負責人餘海清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研究在實施生態工程和發展旅遊業中如何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的結合，如何使寶貴的自然資源走上永續利用之路。在去世前幾天，生物所幾位科技人員去看望他，他還談到了“茂縣的花椒樹為什麼七八年就會死”，並且說這是自己最遺憾的事，因為始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在劉照光去世前兩天，研究所黨辦一位女工作人員去看望他，握著他那雙無力的、消瘦得幾乎沒有任何重量的雙手，忍不住熱淚盈眶，但她卻聽到了劉照光用微弱的、含混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對她說：“聽說……你最近去了一趟寧南……很好……”（地處金沙江幹熱河穀的寧南，是四川省又一處生態建設重點地區）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晚上，劉照光從深度昏迷中突然睜開雙眼，張大了嘴，仿佛有話要說，兒女們到跟前哭著說：“爸爸，您放心走吧，我們一定按您的意願去做……”但是，劉照光仍然沒有合上嘴、閉上眼睛……站在一旁的兩位博士潘開文和包維楷突然領會了老師最後遺願，他們湊到他的耳邊齊聲說：“劉老師，您放心，我們一定好好工作，做好您沒有做完的事……”學生的話音剛落，老師再也心無牽掛，終於慢慢地合上了嘴，閉上了眼睛……
在劉照光的領導下，生態中心不僅研究成果斐然，而且是一個凝聚力強、學術氛圍濃厚、不追逐名利的集體，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曾兩次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野外科學工作先進集體。年輕的生態中心副主任劉慶博士曾說：“我們是長江的兒子，長江養育了我們。構築長江上遊的生態屏障，還長江以青山綠水，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的曆史使命，我們有責任為長江的生態恢複與重建做出貢獻。”
像劉慶這樣的科技工作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長期堅持在海拔３０００多米甚至４０００多米的野外工作，承擔著許多重要的科學研究任務，努力使生態中心成為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生態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劉照光的事業必將後繼有人。
雪山下的千畝蘋果園
在四川甘孜州考察期間，州林業局副局長彭基泰曾建議我一定要到鄉城去看看那裏的帶丁通果園，這是在海拔２７００米到２８００米的地方出現的一個千畝蘋果園，可以說是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