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盡風流榆林人——高原的綠色搖籃——用“生態屏障”拱衛長江——雪山下的千畝蘋果園——“石榴之鄉”銅礦村
盡寫風流榆林人
在我的想像中，陝北隻是一片單調的黃土高坡，和我在甘肅許多地方曾經看到過的一樣，但是到離西安６００多公裏的榆林後，我知道自己錯了。
一位作家考察榆林後興奮而又感慨地說：“我跑遍了大江南北，看到全國各地生態惡化的狀況，心裏十分沉重，但是在榆林，我卻看到了希望。”
橫枕中國十大沙漠之一的毛烏素沙漠、偎依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的榆林，昔日黃沙漫漫，是全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現在，卻是全國水土流失治理成果最顯赫的地方，經過５０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實現了由“沙進人退”到“沙退人進”的曆史性轉變。
榆林人民的艱苦奮鬥和豐功偉績可以寫出一本又一本書。
曆史上，陝北沙漠地區本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好地方。西漢時榆溪河流域榆樹茂密成林，於是有了“榆林”之名。境內曾發現了河套人古人類文化遺址，又廣布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遺跡，證明早在６０００年至１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但以後千百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野蠻的亂墾濫伐，人類終於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空間，沃土自北向南逐漸沙化。到全國解放時，榆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竟不到１％，沙漠已經大舉越過長城，向南挺進了７０多公裏。僅１００多年間，流沙便吞沒農田、牧場２００多萬畝；此外還大約有４００多萬畝牧場嚴重沙化和鹽漬化，有１７０多萬畝農田受到風沙嚴重危害，以致有的地方不得不棄耕，有６個城鎮和４１２個村莊被風沙襲擊和掩埋……每年都有１．９億噸泥沙裹挾著陝北沃土的精血進入黃河……
２００２年６月，我從西安到榆林去。
從西安到黃陵沿途所有的山頭都十分翠綠可愛，真讓人產生了“山如青螺黛”的感覺。我問自己，這是不是黃帝的餘蔭呢？
過了黃陵後，景色便慢慢不同起來，黃土出現了，荒山也越來越多，在有的黃土壘成的丘陵上，隻長著幾棵稀疏的野草，有一處，幾噸重的一堆黃土從山坡上垮蹋下來，幾乎把公路卡斷。
到了甘泉以北的地方，景色便更加荒涼。延安的寶塔還矗立著，但延河水已經細得成了一條小溪，河床上大量泥土裸露在陽光下……
在延安東北的綏德，我看見了無定河，腦海裏忽然浮上了古人的詩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聽說無定河流域水土流失十分嚴重，多年以來一直在治理，但現在看上去，河水仍然和泥漿一樣。我猜想，隻要捧一掬河水，手上一定沾滿了泥土——這是大自然經過漫長的億萬年才煉就的無價之寶，但它卻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流失了。
但是，再從綏德往北向米脂方向前進，景色卻越來越可喜，黃土坡上到處都出現了人們想重組生態鏈條的痕跡，山上有許多人工栽植的樹林，河邊、地頭縱橫交叉著一條條綠臂般的防護林帶，眼下正是麥收時節，有的地方正在割麥子，在金黃的麥浪邊是碧綠的玉米地，玉米苗已經有三四十公分高。聽說米脂自來出美女，“米脂婆姨”早已豔名遠揚，我想，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沒有這些青山綠水，也不可能孕育出這麼多美人吧？
進入榆林後，沿途１００多公裏兩旁都是盛開的蜀葵，粉色和紅色的花朵，組成了彩色的屏風，屏風後麵居然有了大量稻田，夕陽西下了，西邊的天空上已經出現了一片絢麗的晚霞，但辛勤的農民們仍然在田裏插秧、拔草，有的穿著長統膠靴，有的幹脆光著一雙赤腳。這種景色竟讓我想起了“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隻有那一行行防護林和遠處的黃色土丘在提醒人們這是黃土高原，是風沙長期肆虐的地方。
大自然仿佛也十分理解我那興奮而又喜悅的心情，天上雖然掛著太陽卻下起了陣雨，不一會兒雨住了，夕陽和西邊的彩雲竟變得更加燦爛，更加輝煌……
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起，黃委會便在綏德的艽園溝流域開始了黃土高原治理試驗研究，１９５３年榆林人民開始用引水拉沙的辦法治沙，陸續修成了柳卜台渠和許多小渠道。六七十年代，榆林地區以農田水利為中心，大搞工程建設，出現了米脂高西溝、吳堡樊家圪坨等治理典型。１９６２年榆林人民也修成了被稱為“沙漠運河”的榆東渠，全長３６公裏，全部修築在流沙中，用水拉平沙丘開出渠基，沿岸兩邊２５０米以內全部種樹，渠幫上全部種草，形成莽莽黃沙中的一條綠色長龍，灌溉麵積達１萬畝。讓海流灘和許多不毛之地變成了良田和“塞外小江南”。
隨著拉沙修渠的經驗不斷積累，榆林人民又創造了以水造成泥漿拉沙築壩的技術，經推廣後，靖邊縣便用這種質量高、投資少、見效快的辦法，建成水庫１３９座；惠橋水庫庫容４４００多萬立方米，可灌地１萬畝。
引洪漫地也是水冶沙漠、興修良田的重要措施，利用山坡和溪溝裏流下的洪水，變洪害為洪利，變旱地為水地。據有關部門統計，到８０年代末，榆林地區已有引洪漫地１２萬畝左右，這些高產優質良田已經成為榆林的糧倉和聚寶盆。
但是，榆林真正的巨變卻發生在改革開放後的８０年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榆林人衝破了大量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由“以糧為綱”轉變為農林牧全麵發展，並因地製宜，以發展林牧為主；由過去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轉變為個人、集體、國家一齊上，強調人民群眾的作用，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並推行“統一規劃，按能承包，誰治歸誰，長期不變”的治理責任製；由重工程措施，轉變為工程、生物措施相結合並以生物措施為主，以期從根本上改變惡劣的生態環境；在生物措施中，由把栽植喬木放在優先地位，轉變為因地製宜，提倡草、灌、喬結合並大上經濟林木，在治沙中提高經濟效益，為農民尋找擺脫貧困的途徑。
在治沙中，榆林除了引入市場機製，動員社會力量外，還堅持依靠科技進步。陝西省治沙研究所便設在榆林，全地區有各種科研機構上百個、技術人員近３０００人，他們長期深入實際，指導群眾並努力探索治沙和改善環境的辦法，完成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課題。
遐邇聞名的全國治沙模範石光銀是榆林農民群眾中出現的優秀代表人物，他的事跡實際代表了榆林人民治沙的曆史。
５０多歲的石光銀是在駱駝背上長大的，從小便在沙窩裏滾、沙梁上爬，多次被流沙逼迫得到處搬家，長期靠野蒿籽、榆樹皮填肚子。幾歲時有一次在放牲畜的時候，陡然刮起的沙塵暴竟將他卷進了半空中，然後把他扔到了２０多裏外的內蒙古，直到鄉親們多方尋覓，才把他接回了家。而同村另一個５歲大的孩子被沙塵暴刮走後，卻再也沒有找到蹤跡……
石光銀說，就是從這件事起，小小年紀的他，便下定了治理沙漠的決心。
１８歲那年，能幹憨厚的石光銀擔任了同心幹大隊隊長，一上任他便到２００多裏外的地方學習旱柳、沙柳的種植技術。回來後，帶領全隊鄉親三年內在１萬多畝荒地裏栽上了楊樹和沙柳，讓荒漠出現了第一片綠洲。
１９８４年，石光銀的家搬到了毛烏素沙漠南緣定邊縣海子梁鄉四大壕村，這裏荒沙環繞，是陝西省最窮、生態環境最惡劣的地方。當時，政府正鼓勵群眾承包治沙，國家“三北”防護林工程也在陝北長城沿線的風沙區全麵展開，石光銀興奮地第一個和政府簽訂了承包治理３０００畝荒沙的合同——這也是整個陝北地區的第一份合同。
簽訂合同後，石光銀又說服了幾戶黨員幹部和群眾一起治沙。資金從哪兒來？他硬著頭皮找親友們東借西湊搞了兩萬元，又背著家人賣掉了全部牲畜。其他幾戶在石光銀的帶動下，也紛紛賣去了騾馬和羊隻，購買樹苗和造林的本錢終於湊齊。
這一年春秋兩季，七戶人家的男女老幼一齊出動，造足了３０００畝林。當年雨水特別好，成活率竟達到８７％。
在石光銀的示範下，海子梁鄉群眾承包治沙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全鄉１８７戶承包治理了６萬多畝荒沙。
海子梁鄉麵積最大、最難治理的是長茂灘國有林場的５．８萬畝荒沙，東西長２０公裏，在風口地段形成了幾十個大沙峁，林場曾多次治理，但都沒有成功。石光銀瞄準了這片地方。
但他的想法卻遭到了親友們的強烈反對，大家給他取了個“石灰錘子”的外號，勸阻他：“你石光銀的心也太大了，連國家的地也敢想，別說這片沙你治不住，就是治住了，國營林場一收走，你什麼也落不著！”但是石光銀回答：“這片沙害得我們周圍好幾個村不得安寧，把它治理住真要被收走了，也是我們為國家、為子孫後代做了件大好事。何況我堅信黨的政策，政府和林場一定會支持我們！”
冥思苦想幾天後，石光銀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和周圍六個村的幹部們商量，能不能把農民們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股份製林牧場，名字就叫“治沙公司”和“新望林牧場”，大家入股，聯合開發，共同分紅。
正在石光銀想用股份製的辦法調動群眾治沙的積極性時，他原先曾擔任隊長的同心幹大隊想引電入村，算了算得花６５萬元，到哪裏去找這麼多錢呢？大家想到了當年石光銀帶領群眾栽種的那１萬多畝樹林，於是便進行了間伐，一下子便收入４８萬多元，順利把電引進了村。
這件事引起了轟動，農民們紛紛議論：“想不到在沙地裏造的林子效益這麼好！”於是治沙公司順利成立了，附近５個鄉８個村的群眾紛紛入股，連內蒙古的人也被吸引進來，迅速發展到１２７戶、４８０多人，以後又發展到１８７戶、７００多人。
為了在沙漠裏栽樹，石光銀和鄉親們吃盡了苦頭。在治理狼窩沙的６００畝流沙時，他們曾連續失敗兩年，直到第三年向技術人員們學習了“障蔽治沙”的科學方法，運用了柴草死障蔽和沙柳、沙蒿活障蔽結合的辦法，造林成活率才達到了８０％以上。
在三戰狼窩沙時，有一次石光銀給工地上運樹苗半路遇到了沙塵暴，天昏地暗，一片混沌，天地間隻有風的怒吼和沙石的狂舞，石光銀寸步難行，隻得在荒漠中裹著老羊皮襖蹲了一夜。風停了，他半個身子已經被黃沙掩埋……造林季節，大家常常１０天半個月守在沙漠裏，幹糧變得又冷又硬，咬一口便是一排牙齒印；沒有水喝，隻得在沙窩裏刨一個坑，用蘆草管吸一點水分解渴。每次造林，人人都變成了“黑包公”，嘴上還起滿了焦燎泡……
林場的５．８萬畝沙地終於恢複了植被，一個又一個流沙區被固定和半固定，石光銀又領導大家打了１００多眼井，開墾出了良田，發展了畜牧業，使治沙公司的股東和許多農牧民擺脫了貧困。１９８９年石光銀還帶頭籌集了１萬多元和股東們一起在沙漠裏辦起了“黃沙小學”，解決了當地農牧民的孩子“讀書難”的問題。
在成功地治理了６萬多畝沙地後，石光銀又在種植防護林、速生豐產用材林和中藥材上大做文章，與此同時，又興辦了專業養殖場，大力發展畜牧業。為了響應國家改善生態環境和扶貧幫困的號召，他和他的股份公司，還幫助貧困山區的貧困戶們進行了生態移民。
海子梁鄉的沙漠已經被石光銀和鄉親們全部治理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鹽堿地……
榆地地區在艱難的治沙道路上留下足跡的當然絕不僅僅隻有石光銀，他們之中還有民國十八年（１９２９年）上任，親自帶領老百姓栽柳種檸條的“第一任好縣長牛慶譽”；組建的第一支治沙“集團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蘇振雲；靖邊縣和丈夫張家旺一起，第一個站出來承包萬畝黃沙，丈夫患骨癌後９次住院、７次手術，她把丈夫背進沙漠堅持造林１．８萬畝的牛玉琴；開辟了山峁溝岔幾萬小塊水地，奇跡般地解決了全縣人民餓肚子問題的清澗縣委書記郝延壽等等。
他們被當地人民尊稱為“綠色天使”，他們給荒涼的沙漠帶來了一片希望，一片新綠。
榆林地區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森林覆蓋率不到１％，現在卻達到了２５％；沙塵暴已經由每年７０多天減少到２０多天。
到榆林市後，市林業局的小劉陪我去現場參觀治沙的成果。
汽車行駛到了鄉間的泥土路上，每一條道路兩旁都有白楊和旱柳組成的行道樹，每塊田地的四周都有一行行防護林抵禦著風沙的侵襲。
小劉告訴我，“今年３月下旬江澤民總書記在酒泉觀看了‘神舟’號發射後，曾來到榆林，今天我們走過的道路正是江總書記走過的地方。”
我們先到了縣城東邊的七裏沙治沙示範區。示範區麵積約５萬畝，過去這裏是沙海，從北邊沙漠裏刮來的黃沙堆積了兩三米厚。自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起，當地林業局便在七裏沙義務勞動試驗造林，８０年代以後全市的幹部、職工都參加了義務勞動……如今這裏已經一片碧綠，到處是蓊蓊鬱鬱的油鬆、楊樹混交林和檸條、沙柳等灌木叢，油鬆上墜著許多桃子般大小的鬆果，十分可愛。
參觀了治沙示範區後，我爬上了被稱為“天下第一台”的鎮北台。榆林境內有魏、秦、隋、明四代長城，鎮北台是明萬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在榆林城北紅山長城口上修建的。這是著名的烽火台，建築巍峨雄偉，上麵有戎兵的營房，台下是過去漢族和周邊的蒙古等民族開展邊境貿易的地方，蒙、漢的官方會談、互贈禮物乃至進貢也常在這裏，是重要的“口岸”。而長城內外本來就是各民族經濟、文化互相融合的走廊，除了漢、回、蒙民族外，曆史上鮮卑突厥、大夏等民族都曾在這裏創作過一部又一部輝煌的史詩。
站在鎮北台最高的烽火台上，往北，看見了紅石峽水庫，這是榆林市的飲水源，湖水十分明淨，湖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遊人；往南，是榆林城；往西，是陝西省治沙研究所培育的沙地植物園；往東，是我們剛剛參觀了的七裏沙治沙區。環顧四周，我想到了當年秦王朝建立的第一個大帝國在這裏進行的大廝殺，也想到了自秦王朝以來這一帶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讓良田變成沙海的全部過程……
幸運的是，沙海終於又開始恢複綠色，黃土高原和沙漠的蒼涼已經被生機勃勃的綠色所替代。全市林木保存麵積已經達到１６２９萬畝，沿沙區已基本形成４條大型防風固沙林帶，境內初步形成了帶、片、網相結合的區域性防護林體係。環榆林城周１５公裏內已經看不到成片的沙丘，治理了水土流失麵積２萬平方公裏，年輸入黃河的泥沙由建國初的５．３億噸減少到２．９億噸。
離開鎮北台後，我又參觀了沙地植物園，這裏集中了各種適於固沙防沙的植物，是省治沙研究所的實驗林場。喬木有樹形美麗、枝葉舒展瀟灑的樟子鬆——從黑龍江引進的，比油鬆更適合在沙地上生長。灌木的品種比喬木多得多，花棒、踏郎和一種從內蒙引進的銀色的檸條，都是優秀的治沙“先鋒植物”，它們開出了許多粉紅的、大紅的小花，倒也十分燦爛和美麗。目前，在國家的支持下，榆林已經大量采用飛播的辦法種植灌木和草，效果很好。
為了解決種苗問題，榆林市建立了一個占地３００畝的中心苗圃，每年可以提供各種種苗３０００～５０００萬株，但全市每年的需要量卻在１０億株以上，因此許多鄉還建立了自己的苗圃。
國家對榆林的治沙工作給予了一貫而有力的支持。１９８８年趙紫陽考察榆林後當即表示要撥款１０００萬元支持榆林治沙，以後國家計委分５年把１０００萬元撥到了榆林，這是國家對榆林的治沙工作第一次大規模的投資。１９９７年以後，經國家計委批準，榆林１２縣已經全部列入了生態環境建設項目。
近年來，國家的投入再次增大，每年天保、退耕還林還草、“三北”防護林體係建設和生態工程等加在一起，投入在２億元以上。
在陝西省治沙研究所固沙造林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蘇世平等人的帶領下，我考察了另一個治沙示範點海流灘。
治沙研究所條件十分簡陋，桌椅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產品，油漆已經脫落，但研究成果卻享譽國內外。離榆林市區１５公裏的海流灘便是他們直接參加實驗的基地之一。
汽車向榆林北麵駛去，路過了橫亙在榆林境內的長城，明顯地感覺到了長城內外景色的巨大差異。長城以內可以說是綠野平疇，溝渠縱橫，很少看見成形的、大麵積的沙丘，而長城以外卻是一派黃沙漫漫的景象，雖然還長著一些沙蒿和沙柳，但卻掩蓋不了大漠的荒涼和嚴峻，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時候，真會“但聞秋風蕭殺之聲”了。
海流灘又是另一番景象。
海流灘過去曾是榆林著名的窮窩，人們形容它“天旱一把刀，雨澇一團糟，行人無方向，鳥獸沒窩藏”。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榆林人民把榆東渠修到這裏後，老百姓們用引水拉沙、排澇等辦法改造沙丘和鹽堿地，造地２０００多畝；１９９２年省治沙研究所又把這裏作為示範點進行整治，再造了３０００多畝良田。
進入海流灘後我仍然看到了沙丘，但這些沙丘已經不是光禿禿的，它們長滿了婆娑的沙柳、蓬鬆的紫花槐、歡快的沙蒿和簇簇叢生的檸條，近兩天又下了雨，這些灌木便生長得更加茂盛，全都綠得純粹而鮮亮。
沙丘中間是大片大片的良田，種著玉米、水稻、洋芋和別的作物，黑油油的。良田周圍水渠縱橫，渠邊、路邊、地邊都有整齊的防護林，形成了完整的林網。榆林的農民是勤勞的，對土地也很有感情，對莊稼侍弄得很精心。我想找幾戶農民采訪，但家家戶戶都沒有人，人們全在地裏勞動了，隻一些狗拴在家門前，一見生人便汪汪大叫起來。
治沙的過程當然十分艱苦，這是國家的“八五”攻關課題《毛烏素沙地生態經濟型防護林體係模式建設研究》，參加的有漆建忠、周心澄、蘇世平、楊忠信、霍建林、李金昌等２０多人。他們總結了老百姓們的治沙經驗，然後圍繞“生態經濟型”和“體係”加以提高。最初是引榆溪河水拉沙，把沙丘加以平整，然後種植沙打旺、草苜蓿等植物固沙並增加土地肥力，以後再種樹和莊稼，以防護林為骨架，充分發揮多林種生物群體的多種功能和效益，使經濟、生態、社會效益全麵增加，通過現代化科技手段，使沙漠也成為一種土地資源。
看見地裏綠油油的莊稼和地邊高大整齊的防護林帶，同行的蘇世平副研究員臉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表情。他是１９７５年從西北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一畢業就分配到陝西省治沙研究所，從事治沙工作已經有２０多年。他以一個科學工作者實事求是的態度，向我談起了毛烏素沙漠的治沙：
在這裏治沙為什麼能取得成效？有一個特殊條件就是毛烏素沙漠是我國最好的沙漠——地下水豐富，別的沙漠就不行。‘毛烏素’在蒙語中本來就是‘有水的地方’，而且還是甜美的淡水，不是鹽堿水或礦化水。豐富的地下水對作物的生長很有利，對治沙也很有利。當然，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人對大自然的破壞造成了多麼可怕的後果——條件這麼好的地方居然會由於長久的戰亂和過度的開墾、砍伐等原因，變成了荒漠，人類確實應該反思和警醒。
好容易，我們在一戶姓袁的農民家裏找到了一位正在削洋芋的老大爺。他看上去不過６０多歲，身材高大，麵色黑裏透紅，似乎很健康，但一交談才發現他耳聾。袁家的房屋從外麵看去十分普通，但房屋內部卻很考究，不但鋪了彩色瓷磚，刷了乳膠漆、包了門框，而且老人的房裏還掛著大幅風景畫，年輕人的房裏有梳妝台和花瓶，瓶裏插滿了塑料花。廚房和廁所都是單獨的房間。
老大爺獨自坐在院子裏，不慌不忙地削著一個個洋芋，不知道是準備下種還是用來喂豬。院子角落的穀殼堆上有一大群麻雀和幾隻畫眉、野鴿一麵嘰嘰喳喳地交談一麵起勁地在穀殼堆裏覓食，而老人也沒有趕走它們的意思。真是一幅人鳥融融、怡然自得的美景。
後來，我們又到地裏去和農民們交談。一位姓劉的農民告訴我們，他們已經搞起了蔬菜基地，還進一步想搞庭園經濟，已經建了苗圃和魚塘，“老百姓們都有了生態意識，願意治沙，大家還希望將來能在沙漠中建立一塊旅遊區哩！”他興致勃勃地說。
離開海流灘到神木縣吃午飯時，意外地遇到了神木縣沙地柏資源自然保護區負責人楊永智，這個又高又瘦的年輕人，皮膚被大漠的風沙和烈日變得像黑炭一樣。他自豪而感慨地向我談起了一家三代造林護林的曆史：
我１９８９年從陝西省林校畢業，後來又上了成人高校。我們管理的沙地柏又名臭柏，屬於第四紀孑遺樹種，是大漠中唯一的常綠樹種，耐幹旱、抗風沙、抗嚴寒，個子不高，一般隻有幾十公分，最高也隻有一米多，像綠色的地毯一樣鋪在黃沙之中，成為沙漠裏一道獨特的風景。過去被人們砍伐和破壞得十分厲害，現在已經成為西北城市綠化的首選樹種了，人們常常用它來代替草坪，因為它比草坪更好。
我們一家三代人都從事造林和護林工作，這種家史全榆林可能隻有一家。祖父楊生秀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便開始護林，當時全神木縣都是沙漠，都成了遊牧民族，根本無法種地，隻留下了祖父管理的那一片樹林。祖父在沙漠裏種樹有一套經驗，他搞起了自己的試驗田，采用豎立防風障、前拉後擋、挖大坑等土辦法，還嚴把苗木關，尺寸不夠、水份不合格的樹苗都不栽，終於造林成功。省治沙所發現了他，把他聘為土技術人員，大學生們常到他那裏蹲點，向他學習造林技術。在他的影響下，周圍的老百姓們也興起了造林熱，種下了許多樹。
祖父對樹林的管護也狠下功夫，創造了“無人畜毀林區”。他的辦法是，隻要一發現有人在樹林裏放牧，不罵不打，隻給你口扁閑串，講保護林木的道理，一直說到對方受不了為止。因此好些人說：“可不敢讓老頭抓住，抓住了口扁得沒法……”
祖父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連續被評為省上的先進工作者，是當時全榆林地區林業上唯一的省勞模，多次參加過群英會。也曾有人威脅利誘他，甚至把他拉到水庫上想淹死他，幸而被人發現救下，但他從來沒有退縮，護林一直護到７６歲的高齡。報酬呢，最初一天是幾分錢，７０年代漲到每月１０元錢。
父親楊杜栓１９５８年正式被招收為國營林場職工，主要是培育楊樹、紫穗槐等植被，１９７６年神木縣成立沙地柏資源自然保護區時他被調進了保護區。這裏的沙地柏５０年代曾有４０多萬畝，１９７５年隻剩下了１１．５萬畝，現在隻４萬多畝了。６０年代樹林裏還有豺狼、野豬、野羊，現在都沒有了。
我們在保護區裏主要抓管護，向老百姓宣傳，幫助他們製定護林的鄉規民約。１９８２年開始實驗繁殖的辦法，１９８５年有性繁殖和無性繁殖都取得成功，以後又成功地實驗了病蟲害防治辦法。
最近幾年最大的問題是，由於城市綠化的需要，偷竊沙地柏苗木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他們不分季節、不分日夜地偷，我們便隻能２４小時值班，連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不敢休息。保護區隻有八個人，又沒有車，隻得租車後把被蓋放在車上，白天在林區管護，夜晚在交通要道上巡查，天氣越不好越要去。冬天有時刮起了大風，氣溫降到零下３０℃，還是得去巡查，不然就會有人鑽空子……我們的平均工資是七八百元吧，沒有獎金……
在離開榆林前，當地的專家和幹部們向我談到了榆林仍然存在的一些問題。
幹部們說，榆林市雖然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麵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總體看來，生態仍然脆弱，表現為：水土流失麵積仍有３．６９萬平方公裏，工礦開發區還有加劇的趨勢，每年輸入黃河的泥沙達２．９億噸，占全省輸入量的３６％；土地沙化仍然嚴重，雖然流沙麵積有所減少，沙漠化的強度有了降低，但沙漠化的範圍仍然在擴大，２０００年較１９９５年強度沙化土地又增加了５０萬畝；草場退化、沙化、鹽堿化已占草場總麵積的４４％，每畝產草量平均不到２００公斤；防護林退化、老化加快，大量灌木林樹種單一，又進入了更新時期，再加上近幾年的連續幹旱，枯死麵積已不斷增加。
專家們說，陝北地區近年來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氣候變得日益幹燥，年降水量從４００多毫米降到３００來毫米，蒸發量卻在２０００毫米以上，對植被的生長十分不利。榆林處於額爾多斯高原與黃土高原交彙處，是幹旱到半幹旱的過渡地區，有“灌木王國”之稱，但是選擇什麼樣的樹種，如何進行喬、灌、草結合目前仍隻找到一些零散的對策，並沒有完整的經驗。“六五”、“七五”、“八五”、“九五”都在攻關，但仍然沒有真正找到“生態經濟型”的成功路子，目前大量成果仍是“有生態無經濟”，推廣起來十分困難。他們還反映，國家把大量生態建設資金投入了地方，但有的地方互相扯皮、爭權，乃至挪用、腐敗，大大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果。
高原的綠色搖籃
２００１年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期間，爐霍縣全國綠化獎章獲得者、全國森林係統育林功臣林業局局長毛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爐霍曆史悠久，戰國時期已與中原地區廣泛往來，並開始大量種植青稞等農作物。
這裏是甘孜州北路咽喉，進藏要口，曆來有維護祖國統一和反對外來侵略的光榮傳統。抗日戰爭時期曾積極為前線將士捐款籌資，１９３６年紅四方麵軍曾在這裏整休半年之久，北上抗日時，又得到了爐霍人民在物資上的大力支持，還有一批爐霍兒女參加了紅軍，為國捐軀。
一踏進縣林業局大院，便看見這裏正在大興土木——用自有資金興建職工宿舍。仔細一打量，發現林業局的辦公樓、招待所和職工住房都清潔、漂亮而適用，證明這裏確實有一個很好的當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