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創傷性檢查得不出任何結論，在外科繼續診療下去已經沒有絲毫意義了。就在我們收拾行李與病友們道別準備去腫瘤醫院投奔孫醫生的時候，鄰床病友的親屬悄悄地把你爺爺叫了出去。
“你們千萬別去那家醫院，醫生水平差不說，還特別沒有責任心，我父親就是死在那裏的。如果在別家醫院的話，他可能還會多活幾年的。千萬別去，千萬別去。”病友的寥寥數語，讓我們心裏涼了半截。去吧，聽到他的這番話，誰還有勇氣去呢。不去吧，住院證已經開好了。
就在這進退維穀之際，來外科會診的腫瘤科於教授走進了醫生辦公室。我趕緊跟了上去，她對我說：“你的基本情況我看了，不排除湯教授的可能，但也不排除惡性淋巴瘤的可能。”聽到她的初判，我們似乎又看到了一點希望，“我到您的科室去吧，這裏已經沒希望了。”
“那行，正好這裏還有一個住院證，這位病人不來了，我現在就給你開吧。”盲打誤撞，我轉入了這家醫院的腫瘤科。
與外科的擁碌截然不同，腫瘤科的氛圍好得多。剛剛走進科室的時候，我還以為自己入了療養院，病房極為整潔，患者也特別少。後來才知道腫瘤病人雖然都是老病號，卻不需要長期臥床，更不用每天留院。
還沒坐定，迎麵就是一位白發紅顏的老者，看上去精神矍鑠。
“你父親先前和我談過了，你的處境很值得同情。但進來了，就不要多想了，不要有心理壓力。”如是一番良言，讓我心悅神怡。
鄰床是一位豁達大度的長者，攀談中得知，他患的也是惡性淋巴瘤，出院後的第四年複發了，不得不重新進行治療，可謂功虧一簣。
他給我的第一個見麵禮就是說：“你還有思想負擔。”
“你怎麼知道的？”我有些不服氣。
“一看就知道了，要是你沒有思想負擔的話，氣色就會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倒不是怕死怕活，隻不過這病已經拖很長時間了，一直不能確診，你說怎麼不讓人心煩呢。”
“這個你不能著急，著急一點用也沒有，還是得靜下心來，配合醫生，盡快取得活體，不然隻能適得其反。”後來才知道，久病成良醫的他被病友們戲稱為“教授”。
入腫瘤科的當天，於教授讓我們去院外一家專業從事腫瘤研究的機構進行病體活檢。她說，那裏有位從本院退下去的老教授，腫瘤穿刺、活檢很有經驗。似乎又看到了大救星，你媽媽和我手牽手笑哈哈地乘車前往了。
看著兩根長長的針頭從自己的頸部刺入，我隻能默默哀求，早些把癌變細胞活體揪出來吧。但又沒能如我所願，這次什麼也沒有找到。半個小時後，又進行了第二次穿刺，結果還是不令人滿意，雖然找到了一些病變細胞，但不足以定性定型，結論仍然是或然性的。
各種各樣的要命檢查還得繼續做下去。
給我做腰穿的是一位姓夏的博士生，彬彬有禮，笑容可掬，感覺近乎同窗好友。他讓我側臥弓身成蝦米狀，兩手緊緊抱住雙腿，這樣以便脊椎間的縫隙可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出來。一枚巨大的針頭從中刺入，抽出了他們想要的脊髓。劇烈的疼痛讓我腰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覺，等到自己完全平躺下來的時候，疼痛一點點地把我撕開，又一點點地將我縫合起來，然後再次撕開，再次縫合。我始終處於半昏半醒的狀態，極難入睡。等到十個小時後，才能在家人的幫助下活動一下手，活動一下腳。
“小夥子，你這樣能夠一次抽出來還算不錯。想想我來的時候，抽了十多次也沒有抽出來，那個感覺，比死了還難受。”一位病友在床邊安慰我。
不料，這次活驗的結果很不樂觀，我的脊髓裏發現了幼稚淋巴瘤細胞，倘若脊髓中幼稚淋巴瘤細胞超過一定的比例的話，很可能會轉變成惡性淋巴瘤合並而成的白血病，就現有的醫療技術條件來看，隻能是死路一條。雖然醫生沒有告訴我後果，但大家堵著不說出來，心裏不知道有多難受。
病危通知書再次發出，你奶奶沉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後來又做了幾次腰穿。每次腰穿，我都得十個小時一動也不能動地躺在床上。每一次腰穿之後，我都有一種重生再世的感覺，看來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做骨髓活檢的時候，我已經不能正常步行了，從住院部到檢查室不過五百米，但對於我來說，比五公裏負重越野還要難上百倍，你爺爺隻能用輪椅將我推去。做活檢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女醫生。本來開始一切正常，粗粗的針頭如同鑽螺釘一樣刺入我的身體，我連哼的力氣也沒有了。這麼多天來的各樣檢查，我已經徹底麻木了。當她從我的盆骨裏抽出想要的物質後，我長舒了一口氣，今天還算正常。就在等待她取出針頭的時候，意外發生了。本來正常程序裏隻要用力一拉就可以出來的針頭，當天卻紋絲不動。一次、兩次，無論她怎麼用力也拔不出來。她的額頭冒出了細汗，看來這樣的情況她也不經常遇到。
“你怕不怕痛？”她問我。
我沒有回答她，隻是搖頭一笑。她將袖子卷起來，兩手握住針頭，前後左右拚命地搖晃著，仿佛拔的不是針頭，而是別的什麼東西，難道她不知道針頭之下就是我的皮肉嗎。全身的神經都緊張了起來，任憑她怎麼撕扯，我都雙手抱著頭，堅持著，忍受著，實在太痛了，就叫喊一兩聲。“拔蘿卜，拔蘿卜，拔呀拔呀拔蘿卜……”我心中默唱，分散著自己的注意力。
咚，針頭最終被扔進托盤裏。我滿身虛汗，緩緩地側過臉去，那讓我痛得死去活來的玩意兒已經扭曲成蝸牛狀，上麵除了汙血，還看到鐵鏽斑斑。“大夫，以後不要用這樣的東西，病人受不了。”
“是的，是的，我也累死了。”
走出房間，對著鏡子，我發現自己的臉已經變形了，麵如土色。這也難免，長時間處於劇痛之中，臉不變形才怪呢。當我全身麻木坐上輪椅，看到你爺爺又在流淚。我想，可能是我的叫喊聲過於淒厲了吧。
湊巧的是，推回病房，幾位同事已經等待很長時間了。我強打起精神同他們說話，但腰間的劇痛卻一刻也沒有減輕過。最後同事們發現了，說：“你好好休息吧，別硬撐著了，我們改天再來看你。”
我盡量不將自己難受的一麵讓朋友、同事看到，不想讓他們受我的影響而壞了心情，畢竟生活中需要更多的陽光與歡笑。在與他們說笑時，我甚至還感覺到臉上還有一絲紅潤。但當他們離開關門的那一刻，我馬上就蔫了下來，臉色變得灰白，全身淌著冷汗。
檢查一輪又一輪無了無休地進行著，病變活體卻似乎越行越遠。我開始整日昏迷，神誌不清。你爺爺急瘋了，找到當值醫生。當值醫生即將臨盆，挺著大肚子，瞥了爺爺一眼，冷冷地說：“現在我們臨床確診你兒子是惡性淋巴瘤，非霍奇金式的，這個沒有問題。我們還要進一步做檢查，如果你兒子是惡性淋巴瘤再合並成白血病的話，那就不需要治了，兩三天時間就不行了。到時你們把他拉回去，想吃點什麼就吃點什麼，想玩點什麼就玩點什麼。人嗎，不就那麼回事。”
爺爺聽罷，山崩地裂，五內俱焚，在醫生辦公室裏大吵一番，最後在極度的無奈與憤怒中與院方達成了這樣的口頭協定：隻要上藥治療，萬一出現情況，家屬不追究醫院的責任。
其實，誰都知道，這樣的一份協定，隻不過是盡人事而聽天命，不讓家人心中留遺憾而已。如果真能見成效，那隻能說奇跡中的奇跡了。但當時已經長臥不起的我，意識不到問題有多嚴重，隻知道在略微清醒的時候，不斷碎片式地追憶、追憶。
2000年的國慶節，又是一個長假。節前，我在地圖上隨意一點，居然覘定蜀川野北，看來老天爺讓我去九寨溝，那個夢幻斑斕的童話世界。山高路遠，時日風緊，我隻能選擇趕鴨式的隨團遊。
十月一日，天陰陰的，灰灰的。
清早，一位好友辦喜事，自然我少不了忙前跑後，呼三喝四。與以往不同，從出發到迎親，我不時地看表，計算著離啟程所餘時間。好在事事遂意，所有的進度盡在我們的掌控之中，等新人到達酒店後，我便悄悄消失了，直奔機場而去。也用不著同新郎道別，當天他的腦子昏天黑地一鍋粥。
如果行程順利，下午就應當安抵，我通知了當地的好友，原計劃在成都將會有一個精彩的夜晚。然而事與願違，尤其在2000年，各服務行業對於旅遊黃金周的到來雖然個個樂上眉梢，卻往往準備不足。中午就應當起飛的航班遲遲沒有發出登機的通知，除了幾次“因為機械原因，您所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時起飛”的播報外，沒有任何人來安撫我們。
大家散坐在候機廳的各個角落，有說有笑，沒事人一樣，畢竟長假難得，出來遊山戲水，滌蕩心胸，細小的瑕疵不會影響太多的情緒。再說想要準點起飛，其概率比中頭獎還低，能夠在正點之後三十分鍾開始滑翔就算萬幸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著，領到食物和飲水後，已經下午五點半了，開始有人坐立不安起來。同機除了幾個團去九寨溝之外，更有隔日轉飛拉薩的隊伍，如果當晚趕不到成都，那麼隨後的旅行將全部告吹。
不安的情緒緩慢地發酵，素不相識的人們開始竊竊私語，原本分散在候機廳各處整個航班的乘客自發聚集成群，焦慮寫在每個人的臉上。但無論機場方麵還是航空公司皆顯出十足的傲氣，似乎能不能正點起飛與他們沒有絲毫的關係，臉上除了麻木，更多的是不屑。
消息點滴地彙集著，原來我們所乘的是一次經停航班，飛機在始發港出了故障，不能按時起飛，什麼時間能到本地機場更加遙不可知。聽到這一消息，立即有人行動起來，找出S航空在機場的代理，詢問事態的進展。
代理衣冠楚楚，開始有點不緊不慢，一副外交官的口吻，“我們正在著手處理此事”，說完就要拂袖離去。幾位要趕赴西藏的乘客不依了，“不行，你現在要給我們準確的答複，什麼時候能飛？如果飛機的機械故障無法排除的話，你們要拿出解決的方案來。明天我們還要飛拉薩，如果今晚趕不到成都的話，損失由誰來承擔，由你來承擔，怎麼樣？”乘客們將他裏外圈住，本以為能夠敷衍過關的代理滿臉委屈，驕傲的頭顱耷拉了下來，聲音大降八度，“我也隻是個代理，飛機壞了我也修不好。不過可以聯係聯係，保證今天一定可以飛，怎麼樣？”
善良的人們相信了他。在得到大家的許可後，代理頃刻便消失在人流之中，從此再沒有出現在乘客的眼前。或許他知道，如果二度被擒的話，等待著他的將會是怎樣的局麵。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依然沒有登機的通知。聚集的人群中，有幾位三十來歲的精壯漢子，維權意識強烈，組織能力了得，理所當然加冕這個臨時群體的“首領”。大家一合計，感覺到形勢嚴峻，“不行，哥們兒，這個代理肯定不敢再露頭了，我們不能坐著等死，得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