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否認曾經見到過這個女人，更不用說認識她。
在這時候，對方律師拿出了他所謂的鐵證，是新黛玉、荷珠和這個姓曹的女人都按了手印的賣身契，由一品樓將這個叫荷珠的女人賣給薈玉坊。對方律師要求法庭將此文件作為證據列入，並且由專家檢驗手印之真實。
筱月桂完全沒有想到，十八年前竟然會留下這麼一份文書，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新黛玉卻站起來，矢口否認她曾經按過手印在這樣的賣身契上，她說一品樓從來不做綁豬崽販賣人口的犯法事。
新黛玉的話突然提醒了顧大律師，她提出法庭絕對不能承認這份文件為合法證據。如果此件證據可信，有關的人口買賣雙方，就觸犯了租界刑律。薈玉坊在公共租界內，法庭有責任立即予以逮捕，進行公訴。本案就成為刑事案件。
此言一出，對方語塞，他們沒有想到此文件無法被租界法律認可。
法官在總結此案時，指出賣身文件非法，不能作為有效證據。但事過十八年，追訴期限已過，所以也不作刑事立案。既然《遊戲報》沒能提出任何有效證據，來證明原告筱月桂曾經做過妓女，判決隻能為：《遊戲報》連續兩篇文章犯有損害名譽權罪。鑒於此案情節惡劣，罰款從嚴。
這位也是留學歸來的法官，頭戴英國王家法院的假發，穿著黑袍，神色莊嚴地在中國按英國法主持正義。他當然知道門口哄鬧的人群想聽什麼，輿論想聽什麼。
法官的判決是否受到“現代意識”，輿論民情的壓力？他的心理是什麼？我無法知曉，但猜得到一點，文件非法，給了這個法官一個順從輿論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獲全勝，走出庭就宣布把所贏三萬元賠償，贈給以提高勞工婦女地位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遊戲報》因為無法賠出此款，申請破產，全部資產拍賣，力雄銀行以一萬五千元收購，重新出版《新遊戲報》。
這整個庭審過程，成為1926年九月上海乃至全國市民津津樂道的大新聞。
在法庭勝利的那個晚上，筱月桂和餘其揚在王寶和酒家，吃專從陽澄湖選來的蟹，喝店家自釀的陳年黃酒。餘其揚說：“你知道‘筱案後援會’是誰組織的？”
筱月桂說：“這點事情，還能瞞得過我？我早就想到了，我隻是看你會不會想到。”
兩個人高興之餘，酒後狂言。筱月桂說，她聽到有人從漠北戈壁來，跟她說，那裏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個女人，唱得好歌，當了司令。他們很想邀請這個女司令到草原賽歌會上一試身手。
餘其揚說，他知道的情況更有趣：也算洪門支脈的陝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詢問，上海洪門立幼童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簾聽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聽了這故事，臉上依然笑開顏，心卻沉了下來，什麼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報道中用詞不慎煽風點火的報紙，一個個來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會追訴。筱月桂隻是說：“你們從此好好報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個人曆史，多刷白漆不會更白，恐怕現在大部分上海人，心裏都認為她確實做過婊子，隻是為她打一仗的勇氣喝彩，看熱鬧而已。
有一點好，現在的城裏人像小孩，馬上會忘記這件事，心思又轉到別的新鮮事上去。隻要報紙用新的筱月桂覆蓋舊的筱月桂，那麼舊的筱月桂就會消失到曆史的迷霧中去。
我對筱月桂說：“我寫傳記必須實事求是，不能隻說你喜歡聽的。”但筱月桂行事作風一如當年：“不成，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許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來都心疼！”
從窗簾漏出的一些縫隙看見，遠處霓虹燈洋字連篇，光怪陸離。每次我跟筱月桂爭論，總好像自己跟自己鬧別扭，我便說：“好好，我讓步，我放棄。我們隻談吃喝。”
過了幾天，她卻問我：“寫得如何，進展順利嗎？”我心裏沒說的話是，她做的壞事，對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讀者想必也想讀到她的“劣跡”。她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那你就寫吧。”光看她將房事上的興奮和快樂，那樣眉飛色舞地告訴我——不然我怎麼會知道——就太不像一個正派女人。不過我感覺到這個女人，早就猜中了這個世界的一些肮髒秘密。她曾借某個舞台角色之口，唱出過一首打油詩：
說我俏，說我醜，說我就是加我壽。
講我好，講我壞，講我就是添我財。
常荔荔聽了哈哈大笑，隨口把它翻譯成英文:
Good publicity,Bad publicity,Any publicityIs good publicity.
後來阮玲玉因為報紙刊登她的婚內外男女關係糾葛，在上海憤而自殺，震駭全國。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獻了花圈。不過她卻對我說：“這個女人，生錯了年代，大概自以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殺？從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來的人才知道，無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殺人！”
在與我長聊時，她說得更絕妙：“哪個記者罵我是婊子，我肯定給他一個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紅印，讓他可以有證有據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也會是這麼一個傻瓜記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經成為筱月桂的好朋友，當然往好裏想這話。既然我們雙方都同意一切事實照錄，毫不掩飾，那我就再講一件事，也是發生在1926年。
那一年發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