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惡狠狠地道：“你說呢？我是什麼人？”是啊，他崔浩到底是什麼人？是個窩囊廢？孬種？
玉簫燕沒有作聲，銀色的鈕扣一顆一顆的解開了。玉簫燕，就在教室裏，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崔浩麵前，解開了上衣的鈕扣，“這裏沒有人，你可以看了！”她雙手，掀開工裝的衣襟，裏麵是白色全棉的胸罩，罩杯鼓鼓地，原本是全罩杯型的胸罩由於被撐得太緊，看起來像是半罩杯，隻能勉強遮蓋住乳峰的一部分，中間一圈雪白擠到罩杯外麵來了。崔浩可以很清晰地看見那飽滿的上緣，甚至那粉色的凸起。玉簫燕拉開衣服，那像要爆裂的豐滿解放出來，那真實尺寸和輪廓清清楚楚地擺在了崔浩的眼前，“看到了？不冤枉吧？”說著，玉簫燕衝上講台，“老師，放心吧，沒人吃得了你！隻要你放得下提著的心！”然後，她快速轉身，扣上扣子，跑出教室。崔浩不由自主地道：“我有女朋友！”他有女朋友，叫林白玉，他倆是大學同學，白玉也在做會計。但是，玉簫燕沒有聽，自顧轉身走開了。
崔浩愣在講台上。很久。他收了講義，慢慢地走下講台，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個耳光，“他媽的，崔浩，你他媽算什麼男人，連個女人都不如！”
離開教室的那一刻，他突然轉身，甩手，把講義撒得滿教室飄，“去你媽的，工人夜校，。去你媽的，崔浩老師！”
在崔浩的眼裏，上海最美的地方在滬北之北。1984年的時候，那裏還是大片大片的農田，把那些農田間隔起來的是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河灣和野趣橫生的樹木。在到處是褐黃色水泥的上海，這裏是惟一讓他想起戴村的地方，他隻有到了這裏，看到枝椏飛舞桉樹、槐樹，看到樹上的小鳥，才感到寧靜和安適。老實說，他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感到不安全，隻有這裏，才屬於他，讓他感到親近，盡管這是冬天，這是讓人感到絕望的冬天。
滬北之北最美的地方在大寧。沿著萬榮路向北，走到盡頭，走出1984年的上海地圖，你就能看見一處河灣，當地人叫它靈石浜，因為它在上海地圖之外，對它的官方名字就無從查考了。實際上，它是否為官方承認，是否真有一個被“上海”承認的名字，也依然是個問號。靈石浜背靠一大片樹林，那些樹木沒有滬北公園裏的名貴，卻比它們的年代久遠。因為沒有人打理的緣故，它們野趣橫生，鬱鬱蒼蒼地把靈石浜包裹著。靈石浜在樹林裏遺世獨立。靈石浜前麵是一座斷橋，本來那橋是通向河心一座小島的，許是年久失修吧，橋從中間斷開了，斷開了也就斷開了，也沒人覺得奇怪。
1984年，靈石浜還沒有被石子和水泥填上變成一條馬路，它還是一條河灣。這裏沒有行人，隻有一些所謂的詩人。他們經常光顧這裏，坐在靈石浜那斑駁的欄杆上，朗誦自己的詩。他們當中有崔浩、戴耘、肖寧、戚海、袁遐、王國、葛兵、畢宇、李愚等。後來他們當中的許多非常有名氣，畢宇、葛兵等成了聞名全國的小說家、批評家；李愚、崔浩等成了中國第一批億萬富翁；還有戚海則成了中國最年輕的部級幹部。不過，那個時候，他們都還默默無聞，誰都沒有想到今後，他們會是什麼樣子。
那個時侯，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1984年的他們是一群自認為是政治動物的年輕人。他們渴望政治，天天談論政治，實際上他們並不了解政治。政治是最難琢磨的，又有幾個人能真懂政治？他們實在是懵懂，不惜精力地誇誇其談，以為他們的談論可以喚醒時代，實際上他們的談論和真正的政治生活是隔膜的。也許他們熱衷於政治，僅僅是因為他們除了政治以外，就一無所有。一無所有的人隻能談政治。不像後來，人們有自己的房產、汽車、甚至企業，可以關心的事兒多。1987年，人們能關心的事兒不多，跟自己相關的，似乎就隻有政治了。哪兒都得搞政治，否則，你什麼都得不到，房子、職稱……
他們也不了解經濟，他們上大學的時候，沒有人教他們市場經濟，老師在課堂上教的是政治經濟學。大學裏的經濟係、國貿係裏，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偽學者、偽教授和他們的偽理論。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學家，沒有人了解市場的概念。上了這樣的大學，年輕人頭腦裏不切實際的想法比日常的想法多，框框比生鮮的多，死的比活的多。
畢業以後，這些大學生們作為“國家人才”生活在國營企業裏，政府機構裏，各自在小小的崗位上消磨時間，對街邊冒出來的地攤，小店，在醫院、商店、銀行門口販賣各種票據的那些票販子不屑一顧。雖然感覺到許多事兒不對勁了，卻沒有想過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而這個新時代正在這些街頭小販身上孕育。
1984年的12月29日，上海下了雪——80年代的雪。90年代以後，上海就找不到那樣的雪了。雪離開了沒有靈石浜、沒有樹木、沒有田野的上海。
1984年，靈石浜被一場大雪蓋著。許多年以後，崔浩已經是中國的地產之王了，他甚至還能感覺到那雪的冷，那溫柔的、溫暖的冷。那樣的天氣，不要說那些生活在市區的普通人，就是詩人們也不願意出門。崔浩、白玉、戴耘卻出了門。戴耘25歲，在中學做教師，崔浩27歲，在絲綢廠做會計。天非常冷。戴耘一個勁兒地捂耳朵跺腳。崔浩也冷，身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的，使勁屏住氣，卻忍不住地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