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長，他們審判了他，在他風華正茂的時候，以流氓罪把他送進了監獄。上海人沒有記住，也沒有感謝這個可憐的歌手，張行在大街上唱啊，“最好的禮物是我跳動的心房，還有我為你準備的未來時光。最好的禮物是我熱烈的胸堂，還有我們一起要走的方向。最好的禮物是奔向你的腳步，還有孩子般地笑聲陣陣地爽朗最好的禮物是我對你的歌唱，還有為你獻出的一份衷腸。最好的禮物你不要隨意忘掉，它其實最害怕冷冷地放。最好的禮物你不要隨意忘掉，願能伴你走過風雨一場。”最後他被看做是一個騙子，一個玩弄女性和感情的騙子，他進監獄了，這證明了，流行音樂是荒唐的，虛偽的，是勾引年輕人走向墮落的東西。上海人懷念著過去的繁華，20、30年代的那個上海還在他們的記憶和祖輩的傳說中流傳，他們總有洋氣的底子，所以，一方麵他們為自己的上海驕傲，另一方麵，政策稍稍開放，可以看看外國的電影，聽聽外國的歌曲，看看外國的書之後，這裏的騷動就大了，他們許多人動起了出國的念頭，首先是年輕女孩們，她們通過各種途徑，結識著外國人，有的甚至就在涉外飯店的門口和外國人搭訕，然後，就出國了，去東京，去巴黎，去新加坡，上海的女孩，第一批打開國門的人，接著就彙回了外彙，接著就帶來了國外“什麼都好”的消息，這個消息在上海傳播著，“某某嫁了外國人，一塊手表就值100美金”，“那不是發啦！我們兩年的工資也沒有100美金啊！”然後，是那些有親戚在國外的人，通過三姑六婆，重新找回上代甚至上上代的那些親戚，70年代躲之藏之那些關係全部成了資本和機會，這時，他們去的地方就變成了澳洲、美國、加拿大、新西蘭。這是中國第一批出國潮，它是以上海為基地的。
可惜，上海人出國，沒有像溫州人那樣踏實地紮根下去，他們大多像沙子進了海洋，一下就沉到外國的水底了，沒有什麼起色，要說啊，上海人，習慣做白領，給別人打工，盛年一過，哪能真有什麼起色呢？倒是那些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溫州人，他們出國後，老老實實地做自己的辛苦生意，反正也沒有什麼學曆或者關係可以用，也做不了上班族或者白領，他們也無意在KTV陪酒，語言不通麼，就自己開業做生意，10年20年地勞作、努力，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漸漸有了起色，紛紛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當，到90年代，世界各地都出現他們抱團經商的身影，溫州街漸漸成了新唐人街的代名詞。
80年代的滬北縱向靠寶興路、共和新路和市中心相通，那個時候，還沒有高架，也沒有地鐵，甚至，地鐵規劃都沒有打算到北麵來，橫向的天目路有點兒起色，區政府就設在那裏，盡管滬北幅員主要是在北麵，在廣中路、汶水路、場中路，但是，區政府似乎對自己的腹地不感興趣，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不夜城、上海火車站區域，後來證明，這個思路完全是錯的，上海人怎麼會對火車站感興趣呢？怎麼會到這裏來消費、投資、上班呢？火車站是城市的窪地，不是高低，這裏來來往往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對於上海人來說，是個什麼概念？是危險、低下、沒趣的象征，結果，滬北在那裏忙了10年，卻一無起色，整個80年代，甚至90年代上半期，就這樣荒廢了，一直到90年代後期，共和新路還是一條普通的路，它似乎是為了聯係市中心到寶山而存在的，而它沿途的滬北則僅僅是個過渡，沒有什麼意義的過渡，這裏還被一大批近乎沉睡的廠房，被一大批效益低下的工廠占據著，灰不溜秋地渡過了80年代，又接著睡過了90年代的前半期，而同期的徐家彙，甚至莘莊，都發展起來了，他們成了新上海的象征。
80年代的上海，人們心裏畢竟夢想多了，在擁擠中開始想象，家家戶戶都在敦促自己的子女，“好好學習”，上大學，將來出國，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多掙一點兒錢，把生活搞得象樣一點，這個時候，絕大多數內地城市還在睡覺，打牌、下棋或者幹脆閑聊的人還非常多，但是，上海人已經忙碌起來了，他們站在外灘一號門口，打探著過往的行人，“要外彙麼？”他們在人民廣場的紙麵股票交易櫃台開始了第一批股票的買賣，他們在各種場合傳遞著汽車券、電視機券等等有價證券的消息，他們已經開始用時間來衡量金錢，用金錢來衡量時間，“可以啊！星期天不上班有空的，一個小時？10塊錢吧！”他們知道了自己的勞動價值，他們作為優秀的技術工人利用業餘時間到外地做技術指導，背著單位出門，風塵仆仆，以前隻要一場酒、一頓飯招待的事兒，現在要算錢了！盡管這個時候 ，80年代初上海的人均居住麵積不足4平方米，盡管這個時候 ，能上大學的人還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
一
崔浩走進教室，教室裏沒有一個人。他以為是自己搞錯了。不是我的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