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黨和國家領導包括各部委辦領導，幾乎每天都有人批示群眾的來信，且把依法為上訪群眾維護合法權益的責任和熱情傾注筆端，但批示信訪案件確不是妥當的做法，帶有行政推動司法的色彩，這與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是不吻合的。加之時下中國的官本位意識，不隻是在普通群眾中有，在官員之中更盛。黨和國家領導和省部級領導批示的信訪案件，下麵非常重視，信訪有理的讓他們把“理”全部找回去，沒理的也不能讓他們空手無得，不少地方用給低保、給救助為他們找“理”，以表示對領導批示的高度重視。領導對信訪案件的批示，下級對領導批示的重視，助推了上訪群眾的越級訪、赴京訪，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北京確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除北京市之外，全國各地的上訪群眾唯有回到當地，回去找辦案部門，才能最終解決問題，包括黨和國家領導批示的信訪案件也不例外。
“人要回去，事要解決”——這是維護北京正常信訪秩序的明確信號。
國家信訪局每月將在天安門、使館區等四個地區非正常訪的人員，在全國進行通報——這是傳遞給各省市區維護北京正常上訪秩序的無形壓力。
各省市區對國家信訪局的通報高度重視。因為它不隻是把各地到北京非正常訪的人數通報下去，它還通過名次多少的排序，把重視程度、工作力度、工作效果等無形的要素通報下去了。這無疑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各省市區不能把通報撂到一邊不理，必須結合各自實際，出台督導解決到北京非正常訪的措施和辦法，從而接續了國家信訪部門通報壓力的加碼傳導。
河北省這些年出台傳導壓力的措施很多，諸如把化解到北京的非正常訪，納入領導班子、領導幹部政績考核，記入領導幹部實績檔案；諸如到北京非正常訪人數排名靠前的市、縣（市、區），主要領導到省信訪局來說明情況，其實就是來接受批評；諸如對到北京非正常訪的群眾，一律由縣級領導分包，包上訪訴求的解決，包上訪群眾的穩控；諸如被包上訪案件不能按時解決，涉案群眾再次到北京非正常訪的，對包案領導在全省通報批評；諸如對到北京非正常上訪人數多，或上訪人數雖不多，但造成不良影響的，對上訪群眾所在地實行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免去主要領導的職務……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張家口市某區和邯鄲市某縣分別發生一起非正常進京上訪問題，區黨工委書記和該縣包案的檢察長，被就地免職。
可以說，河北出台並實施的這些招數，招招對著領導，招招都是壓力。
壓力傳導在市、縣（市、區）接續加碼，一大批非正常進京訪所反映的問題得到比較寬鬆的解決。比如，在涉法涉訴問題得到法律解決的同時，傾斜了民生救助，辦低保、給補償、幫助其未就業子女安置工作，等等，以此安撫上訪群眾不再上訪。
如此引發的連鎖反應是各級領導始料不及的。原先已經解決問題的一些上訪群眾，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民生救助的傾斜，吃虧了，於是重又踏回上訪之路。當然，重新上訪的訴求，不是沒有得到照顧性救助，而是各種各樣的涉法理由，諸如事實沒弄清、程序不合法、接訪人員態度不端正，等等。而問題尚未解決的一些上訪群眾，有民生傾斜的化解實例比著，要價更高了，有的上訪群眾省、市信訪部門幹脆不去了，直奔北京，直奔天安門、使館區等地，創造條件進入國家信訪部門的通報中，以給當地領導傳導壓力。
如此一來，壓力傳導開始變異。
上訪越來越多，像割韭菜一樣沒完沒了，而且上訪的直接指向是北京。
把人接回的任務越來越重，不僅設區市在北京設接人機構，而且一些上訪人數多的縣（市、區），也在北京派駐專司接訪的車輛、人員。
上訪——通報——接人，不隻是多邊力量的拉鋸，而且是更深層次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