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傳導的加碼變奏
越級訪，成了上訪群眾的普遍選擇。
越級訪的存在並帶有普遍性，自有其理由。
該縣級政法部門解決的問題，縣級政法部門不履行職責，上訪群眾隻好越過縣到市裏去反映，市裏不管就去省，省裏還不管就去北京。通常情況下，群眾上訪是為了解決問題，縣、市或省哪一級把上訪群眾反映的問題解決好了，群眾也不用再訪了。
但也有例外，不少上訪群眾第一次訪就選擇北京。因為他們知道，北京傳導的解決問題的壓力，比省、市要大得多。
實踐看，上訪群眾作這樣的選擇不無道理。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下來，或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紀委監察部、國家信訪聯席會議辦公室批轉下來的信訪案件，各級都比較重視，解決起來要快得多。尤其是中央領導批示的上訪案件，下麵解決起來更快。但到北京上訪的群眾也清楚，他們幾乎沒有可能把信訪件送到中央領導手裏，而到公開設置的信訪部門去遞訴狀，轉到各地以後，下麵的重視程度大打折扣，辦理的速度也達不到期望。於是，攔截中央領導同誌的坐車，到中央領導的家門口去上訪，包括到天安門、府右街去上訪，到外國使館區去告洋狀，便成了一些上訪群眾到北京上訪的選擇，目的是引起黨和國家高層的重視。為達此目的，有的上訪群眾采用跳金水橋，跳天安門城樓，甚至往身上澆汽油自焚等過激方式。
中國很大，人口眾多，一個縣每天一個人上訪不算多，但都跑到北京去，就是近三千人，哪怕一個地級市、區去一個人，彙聚到北京也是三百多人。在這些人中，再有幾個攔車的、跳天安門城樓的、對著洋人的電視鏡頭哭訴的、澆汽油自焚的，整個北京的秩序，乃至北京在全世界的形象就糟透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黨中央亮明態度：暢通群眾上訪渠道，縣、市、省包括國家信訪局、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紀委監察部、中央政法各部門及其他部委都設立專門的接訪場所，敞開大門接待上訪群眾。而天安門、中央領導辦公場所、中央領導住地、外國使節居住區，因不是接待上訪的場所，不能到這些地方去上訪。凡到這些地方上訪的，屬於非正常訪；凡是非正常訪，各地在幫助上訪群眾解決問題的同時，要對其進行教育，講清不能到這些地方上訪的道理。
上訪群眾可不管什麼非訪不非訪，越不讓去的地方越去。有的上訪群眾甚至認為，這是中央怕上訪群眾去這些地方。你不是怕嗎，你怕我不怕，你越怕，我越去。有的上訪群眾就是打算用這種方式，逼得中央領導出手，給他們的上訪作出批示，促使地方更快更好地解決他們所反映的問題。
於是，國家信訪局變招，對到天安門、府右街、中央領導住地、使館區上訪的非訪名單，通報給各地，並按上訪群眾的數量由高往低排名。
於是，上訪群眾變招，有的上訪群眾一次進京，天安門、府右街、中央領導住地、使館區各去一趟，一次就給當地的排名增加四人次。有的更絕，住在北京的親戚家，或住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處，每天到這四個地區去“劃一道杠”，即登記一次。河北省有一個姓梁的上訪群眾，一個月在北京非正常訪119次。
於是，國家信訪局又變招，對在天安門等四個場所非訪的群眾，由北京警方將他們帶離，送到國家信訪局設置的接待處，登記其姓名、住址、上訪訴求後，由各地接回。
不接顯然不行，如果登記後讓群眾自行離開，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會跑到天安門、使館區等不是接訪的地方去，如此一天天累計起來，北京就不隻是一道風景了，而是秩序的疊加混亂。
接人就得在北京設置專門機構，租旅館吃住，配備車輛和通信工具。國家信訪局的接待處把上訪群眾登記以後交給誰？如果各省市區沒有專門機構，臨時通知再去接人，像邊遠省區乘飛機去北京，也得兩天才能趕到，那樣的話，接待處的上訪群眾就人滿為患了。要把上訪群眾及時接回去，除各省市區要在北京設專門接人機構外，地市也得設機構。省市區把人接到後交給誰？沒有下家接著上訪群眾怎麼回去？
既然是當地來人接，上訪群眾回家的差旅費自然是不用掏了。這又為上訪群眾選擇越級到北京訪埋下了隱患。
一些群眾因越級訪編織的這幅上訪圖景，特別耐人尋味。容忍這種給首都造成一定混亂的越級訪，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生活逐步寬鬆的折射，更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民主、人權、民生理念的悄然凸顯。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當家做主，上訪群眾也是人民中的一員，他們對自己不理解的問題，對自己認為受到冤屈的事情，到任何地方包括到北京來反映，都無可厚非。社會需要秩序，上訪包括到北京來上訪也需要秩序。當一些群眾認為法律的秩序在一些政府部門特別是政法機關遭到破壞時，自認為遭遇法律不公的受害人，到一些不是上訪的場所鬧訪，全社會也該給予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