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包案製度。領導是解決群眾涉法涉訴問題的最大資源，社會上流傳的“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麵就不難”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問題是，領導的職責任務很多，尤其是政法部門的領導，白天黑夜、節假日、重大活動連軸轉，很難騰出整塊時間來化解群眾的涉法涉訴上訪問題。河北省委政法委在謀劃集中處理涉法涉訴上訪活動的方案中，突出這樣的思想：各級政法領導幹部案子要辦，維護穩定的事要處理，群眾上訪問題的化解也要抓在手上。群眾問題無小事。一個家庭有一個涉法涉訴的糾葛，這在政法部門看來，似乎是小事，但對一個家庭來看，那就是天大的事，一家人包括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甚至叔叔、舅舅、姑姑、姨，都跟著惦記，都跟著操心。因此要求各級政法領導幹部每人至少包化解一起涉法涉訴上訪案件。省委政法委對省、市政法部門、各市委政法委領導化解涉法涉訴上訪案件情況掛賬督辦，定期通報。這一製度的構建，效果非常明顯，一大批包在領導手裏的涉法涉訴上訪案件得到解決。
但問題也暴露出來了，一些市、縣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出於對領導的“關心”，把一些相對容易解決的上訪案件，掛在領導名下，幾經工作便化解了。而一些老案、骨頭案、長時間沒有化解的案件落下了。這些案件時間跨度長，有的調查取證的條件喪失，已經無法還原事實真相，隻能用民政救濟、民生救助的辦法解決。而走這條路子，又不是政法部門一家能走得通的，必須靠政法部門的領導出麵，協調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幫助解決。不承想，構建這一製度的良好初衷，因為基層政法部門一些工作人員的“好心”，而使得效果大打折扣。
為使領導包案這一製度的效果最大化，河北省委政法委把這些案件梳理出來交給各市，要求市委書記、市長、市人大主任、市政協主席、市委常委、副市長每人認領一起，包化解處理到位。省委政法委的通報，將時任省委常委、唐山市委書記趙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所包的案件列入其中。這無異於掛賬督辦，誰所包的案件化解了，誰所包的案件還沒有化解，省委政法委還專門發過通報。當時的邯鄲市委書記郭大建，一看通報中有自己包的案子，立馬召開調度會，很快使上訪得以化解。
也有例外，有一位市委書記所包的上訪案件，當時就沒有化解。上訪人姚某，女性，十六年前經某基層法院判決，跟丈夫離婚。從那以後，姚某就不斷上訪，反映的問題是負責這個案子的一位女法官不向著她，而是向著她的丈夫，懷疑這位女法官與其夫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十二年來，各級領導怎麼做工作也做不下來，判決他們離婚的女法官退休了，姚某患乳腺癌一隻乳房切除了，上訪卻沒有停下來。省涉法涉訴聯合接訪服務中心成立以來，姚某來省接訪中心九十六次。我有一次在省接訪中心的登記大廳被她攔住，她撩起被切除乳房的胸脯證明，她就是被那位女法官氣得患病的。在領導接訪化解骨頭案活動中，該市的市委書記包姚某案的化解，多次把她請上門來做工作。市委書記是全市的老大，市委書記包她的上訪案，她的要價隨之提高了。原先該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包她的案件時，她要求賠償三十萬元，換成市委書記做她工作後，她的要求在三十萬之後加了一個“零”，要三百萬。反反複複，苦口婆心，姚某的工作就是做不下來，咬定三百萬不鬆口。姚某的這個上訪骨頭案，可以說是包括市委書記在內的任何領導都難以化解的。包案的市委書記調走了，新上任的市委書記繼續做姚某的工作。在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省委政法委信訪處處長張建旗告訴我，姚某已經把要價降下來，降到七十萬了。我想，這就好，隻要姚某鬆口，做工作就有餘地，就一定能把她的問題化解好。
律師評案製度。在現在的省涉法涉訴聯合接訪服務中心，設有律師接訪室。作這樣的安排，也是源於集中接訪活動的製度銜接。有些上訪群眾，不僅上訪反映訴求，而且研究法律，甚至能把涉及自己訴求的法條原原本本背出來。但畢竟他們隻是圍繞自己的訴求學法律，而且對一些法條的司法解釋並不清楚。這種既懂法條又不全麵了解法條釋義的上訪群眾，鑽到自己有理的法條裏，任由接訪幹警怎麼做工作都聽不進，很多信訪案件就這樣年複一年拖下來，變成了重複訪、骨頭案。上訪的與接訪的法來法往，各執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怎麼應對？在集中處理涉法涉訴信訪活動中，河北省委政法委在廣泛調研、聽取方方麵麵意見的基礎上，探索建立了律師評案製度。把類似情況的上訪案件梳理出來，交給省律師協會，請律協組織律師評查。並明確規定，凡是律師評查的上訪案件，原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要自覺接受律師的谘詢，主動提供相關案卷材料，配合律師做上訪群眾的工作。請出律師，實際是在政法部門和上訪群眾之間請出第三人。相比較而言，上訪群眾對律師比對政法機關的信任度高得多，律師說的話，上訪群眾能夠聽得進。一大批懂法條的上訪群眾，經過一大批律師的反複工作，明理釋法，放棄了與法律相悖的上訪訴求，回到了依法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