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別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金永到晉，初任內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於改製伊始，即實現之。當時中央為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為七營，繼並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製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製，無論中央與地方將領，均授以將軍或上將軍官職。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並分左右將軍。中央將領威字之上，並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蔡鍔為“昭威將軍”是。地方將領武字之上，亦並分別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山東都督則改為“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將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將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為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將來要讓山西將軍移節大同，山東將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將軍府，為軍事將領之大本營。名義上各省將軍之本職亦皆在將軍府，督理某省軍務隻是一種兼職，袁氏於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的話。其所以改行這一製度，就是要逐漸的將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曆有年所，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俄使並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擬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幹涉，進而於十一月八日逕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將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為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內之一部，不亡於前清專製之時，而亡於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衝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為其後援。否則侵略者將得隴望蜀，內蒙亦恐繼入俄手。特於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準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占據內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這一電報中，特別說明：“蒙疆係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內蒙既固，則兵力財力胥為我有，俄雖狡猾，然為我國兵力所及之地，當亦無詞以難。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將知難而退。”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征蒙之策，隻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內犯，晉軍駐包頭之劉（廷森）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我以北門鎖鑰，關係重要，又於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中央以省防重，坐鎮不可無人為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將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為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齡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內閣”，孫寶琦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隻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民國三、四年間（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各省都督（後為將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隻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為渙散。中山先生為重振革命精神，於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設總部於東京，並分遣同誌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誌力保他們身分的秘密，並曾托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誌，我決加意保護。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連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