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李烈鈞對袁已有“遵令免官”的覆電，胡漢民亦有“請援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粵督後，被任為西藏宣撫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餘地。而袁軍向李烈鈞等橫施壓力，李純部先在九江發動攻勢，李烈鈞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不數日，黃興響應於南京，陳其美響應於上海，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福建許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譚延闓亦先後獨立，紛紛組織討袁軍，實行二次革命。長江流域獨武昌黎副“總統”與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發表宣告，促請袁氏辭職，以息戰禍。袁氏對中山先生的勸告置若罔聞，且用兵益急。結果因民軍部署未周，且與袁軍相較，眾寡懸殊，不一月間遭到了全麵的失敗。
在這段時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之中，形格勢禁，呼應為難，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我剛奉到此指示不久，陝西都督張鳳翽給我一個電報說：彼已與我聯名拍發一電，反對李烈鈞等行動。我當覆電責詢其故，張答覆說我：此舉孫（指中山先生）可諒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這時李烈鈞亦有電給我，表示不滿，因李與我在士官學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篤，故他對此頗覺意外，經我覆電解釋，他才知道這原是一種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計。蓋當時北方諸省除我與張鳳翽外，餘皆為袁氏基本勢力範圍，張氏此舉，亦可謂為保存北方僅有革命力量的一種權術。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氏乘勢要求國會正式選舉總統，製定憲法。國會參眾兩院於十月五日聯合舉行憲法會議，即日先行通過總統選舉法，次日就進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第一、二兩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數，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過半數當選，而黎元洪同時當選為副總統。《天壇憲草》因仍主責任內閣製，未能為袁氏所接受。國會尚在議憲過程中，袁氏於十一月四日假國民黨以主謀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並取消參眾兩院國民黨籍議員四百三十八人之資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議會中之國民黨籍議員。
至是，國會參眾兩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各省議會亦成癱瘓狀態，袁氏乃令組政治會議，研究解散國會及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兩大問題。政治會議先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呈請袁氏解散國會，次又議定《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由袁氏於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約法會議於三月十八日開會，從事於修改《臨時約法》的工作，由袁氏於五月一日將修訂後的《中華民國約法》公布。這一約法完全采總統製，國務卿與各部總長均為大總統之僚屬，立法院議員由人民選舉，參政院參政由大總統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參政院開會，二十九日又命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在此製度下的中國，不隻是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是極度的總統集權了。自然軍民徹底分治，褫軍權於中央的宿意，更要積極的求其速達了。
山西是民國伊始就實行軍民分治的省份，省行政首長為民政長。山西首任民政長為湖北周渤，其後為山西神池之穀如墉，河曲之趙淵，繁峙之陳鈺，其間我曾兼任一度，但為時甚暫。民政長之下，分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各司，以分掌各項政事。全省按河東、冀寧、雁門、歸綏四道區，分置河東、中路、北路、歸綏四觀察使（民國二年底將歸綏亦並入北路觀察使範圍內），以理察吏安民諸事。
省行政各司改廳最早者為財政部門，初改為國稅廳，嗣又改稱財政廳，均歸中央直轄，而受省監督。這也就是顯明的實行中央集權，將財稅權收歸中央的舉措。山西在國稅廳時期，廳長為袁永廉，我曾記得有一次民政長陳鈺不同意他的整個國稅計畫，即欲憤而回京。我問了他的計畫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占半個太原城。”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畫，一場風波方告平息。國稅廳改財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為李祖平。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為當時財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為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為直接關係。這一計畫實施的初步，就是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並改各道觀察使為道尹。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於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別明令賦以監督財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此製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