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七月歐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日本乘間攻占青島，進兵山東，並於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條件，舉國聞之，鹹表憤慨。然日本於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之後，袁“總統”於九日接受，並於二十五日與日本正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協約。本來日本久已蓄意侵華，我在日本留學時，日本小學中即以“我ガ滿洲”教其學生。民國建立以來，欺侮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更以日俄英三國為首，日俄兩國暗訂秘密協定，劃分日本之勢力範圍為內蒙與南滿，俄國之勢力範圍為外蒙與北滿，英國對此亦予承認，以換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動之密契。這種種侵略行為的加諸中國，一言以蔽之，乃國人勇於對內，不圖自強，有以使然。“弱國無外交”，實在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於四年二月應袁總統之召赴京述戰，此時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不久之時，我見總統秘書長梁士詒時，梁對我說：總統準備三年後打日本，著我主財政，唐質夫（字在禮）主軍事。”我複詢諸唐，一如梁言。我對梁、唐都說：“兄等應該勸阻，不可將總統促居爐火。”他們雖同情我的看法，但他們以為內裏的人不好說話，最好由外邊的人說。我當時並不是不同意抗禦外侮，認為打日本須有能打勝的力量，否則輕言實足以招損。
我見袁總統時，曾特地向他陳述：我們應以備戰而止戰，以強兵而睦鄰，萬一因國家權利不得已而決裂，須切實有戰勝他國之把握。戰勝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質與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戰勝權十分之三，後者可操戰勝權十分之七。所謂完全之物質，極重要者厥為二事：一為軍械製造之進步，一為征兵製度之實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陸諸國容有征兵而不強之國，斷無不征兵而能強之國，蓋非此不足明養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緩，惟此為急。至實行手續則不妨漸進，且不難在軍政機關之舉措，而難在民政機關之籌備。民政籌備必須配合國民教育之普及，國民實業之發達，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實行，官吏職任之專一等。所謂良好之精神，就是要養成最後五分鍾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勞之體力與舍生就義之心理合組而成，此二者之鍛煉在軍中，其所以能受此鍛煉之素養，則在民政。民政方麵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國民武德教育，一在社會尊軍風尚。精神物質，兼營共進，軍力方可日強，國力方可日固，無論攻守，始能操必勝之左券。他聽了之後，囑我寫一文件提出。我回晉後即本我的主張寫了一個軍事問答，送呈采擇。
我此次晉京見袁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晉京見袁時，他一見麵就把我想要對他說的話他先說了，然後問我還有什麼話，使人再無可言。他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為使人佩服他處事的才智，實則被見的人會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謀國的誠意。我辭出之後，穀如墉、賈書堂等幾位老先生問我對袁的印象如何？我說：英雄有餘，治國不足。後來聽到有人說袁氏內衣有很多口袋，分裝內外各方重要資料，對謁他的文武大員，在見麵以前，就會從這些資料中預猜要說些什麼。由我的親身體驗中，這話亦不無可信之處。
民初，山西有一個大國民日報，有一天的社論為“袁世凱閻錫山厥罪維均”，不幾天接到北京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的一封公函說：奉諭著將山西大國民日報查封。我答覆他說：此報日日罵我，今更以大總統與我並罵。如僅罵大總統，我當遵命查封。我少年當政，此報不斷罵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滿清有功人員，蓋不少有功人員不免因恃功而驕，不守秩序，武斷鄉曲，若無此報，彼等更無忌憚，請轉稟大總統鑒諒！
附：孫中山先生於太原訓示六則
一、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太原各界歡迎會演講
今天兄弟初次到晉，蒙諸君歡迎，實深感激！
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然古今來破壞甚易，而建設甚難，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設方法非各省聯絡一氣，同舟共濟，萬不足以建穩固之基礎。況共和雖已成立，而列強尚未承認，危險之狀，紛至遝來，是全在我四萬萬同胞，奮勇直前，不避險阻，不爭意見，不尚權利，不分畛域，方可以達到真正共和之目的。
溯自前清入關以來，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壞團體為目的，故令各省自為風氣，不相統一，久之遂成為一種習慣。厥後留學日多，省界之見，漸漸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激刺，始知團沙之勢，不足以恃，於是聯絡一氣，共策進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結果。兄弟甚望我同誌堅持此誌，不少變更。蓋中國現在時勢，尚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為謀，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離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家，非大眾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然此種境遇，非從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將舊有思想全行消除，換入一副嶄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皆係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詞。今民國成立，目的已達，須將此種舊思想掃除淨盡，才可以謀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