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後，堪輿一直受到批判，堪輿與迷信幾乎成了同義詞。1958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儂易天編的《風水先生》，揭示風水先生騙人的把戲。此外，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也對風水進行了批判。
這些批判有四個特點。第一，其矛頭對準的是喪葬迷信，這對於宣傳科學、移風易俗具有積極作用。第二，在批判的過程中，有簡單化、絕對化、極端化傾向，“倒洗澡水時把嬰兒也倒出去了”。第三，沒有把堪輿作為一種國學係統研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堪輿研究實際上是一個空白。第四，沒有注意堪輿陽宅理論，沒有探討堪輿中的哲學、科學、美學、地理學、民俗學，對堪輿缺乏恰如其分的評價。
自從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開始了反思，對傳統文化開始重新認識，人們開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堪輿，試圖把堪輿中的科學與迷信剝離開來，試圖從文化學視角評價堪輿，試圖化腐朽為神奇，為現實社會服務。
1988年是堪輿學研究的嶄新開端。肖韋在《科學畫報》第11期發表《科學“風水”學》，顧孟潮、米樣殳在《建築》第11期發表《住宅對人的影響》，何曉昕在《東南文化》發表《東南風水初探》，筆名在《中國地質報》10月10日發表《風水術是中國古代建築理論精華》，這些作者多是從事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學者，他們從陽宅理論人手，主張批判性地繼承風水學說。 下麵，我們對堪輿研究作具體介紹：
詹鄞鑫在《文史知識》1988年第3期發表《古代相地術》一文。詹在華東師範大學工作，寫過《八卦與占筮破解》一書，是一位研究方術的專家。詹在文章中考察了風水的定義和名稱，指出：“相地術與地理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科學與迷信，就像一對不可分離的孿生兄弟，同時降生於原始社會的母胎中，互相依存地發展過來。”他認為相地之法起源於原始村落邑宅的營建；商周時代雖然在觀念上有神的影響，而方法基本上符合科學道理；秦漢時，相地術有迷信色彩；以陰宅位置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前途，與陰陽五行理論結合，產生了黃道、太歲、月建等忌諱。魏晉以後重視葬地，強調山川形勢和氣。詹總結說：“一方麵它從秦漢以後，迷信意味非常濃厚，代表了古代地理學發展中的逆流。另一方麵，從積極方麵來看，它總結了各種類型的地理地貌形態，對古代地理學的發展仍有積極意義；同時，由於風水的神聖不可侵犯，對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也有一定的意義。”
東南大學建築學係教授張十慶撰寫《風水觀念與徽州傳統村落形態》，發表在《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五輯（三聯書店1988年版）。該文通過對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具有獨特意義和特點的徽州傳統村落形態的案例研究，分析風水觀念對村落形態的作用。他認為：從本質上看，風水是探討解釋自然現象與規律以及人與環境關係的學問，但隻是在低層次上的表現。從淵源上看，風水是中國古代哲學與宗教、原始科學與巫術禮儀的揉和。徽州的村落總是選擇在前有朝山、後倚來龍山、獅象山或龜蛇山把守水口、河流、溪水似金帶環抱的地點，對不吉利的環境采取避讓、改造、符鎮三種方式。人與環境的關係是風水最核心的問題。風水這一形式不妨說有消失的可能，可它的核心課題從古至今，直到永遠，將是人類探索的焦點。
《自然科學史研究》1989年第1期發表尹弘基的文章，認為風水是為找尋建築物吉祥地點的景觀評價係統，它是中國古代地理選址與布局的藝術，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將它簡單地稱為迷信或科學。中國風水建立在三個前提的基礎上，第一是某個地點比其他地點更有利於建造宅第或墳墓，第二是吉祥地點隻能按照風水的原則通過對這個地點的考察而獲得，第三是一旦獲得吉地，死者或生者就可受到吉祥的影響。
1989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羽佳、方人也的《科學看風水》，作者是兩位科學工作者，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他們從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化學、生物學、環境衛生學、優生學等方麵對風水進行探討。其篇章有：風水學說與《內經》的天人相應學說；風水學說與古代的醫學地理學；風水寶地的地形地勢、水源水質、氣候環境、土壤結構；風水與住宅朝向、高度、麵積、間距、日照、氣溫、通風、濕度、噪聲、采光、色彩。作者認為陰宅風水沒有絲毫科學意義，陰宅迷信是人們無知的表現，也是有人故弄玄虛的結果。應當拋棄陰宅迷信，對陽宅風水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