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繁的自然災害是上蒼對人類破壞環境的懲罰。人應順從自然，如果逆自然之道，必然取其咎。人對自然的破壞愈大，受咎愈大。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天說》中闡發了一個很重要的天人合一觀點：“人之壞元氣陰陽也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訟，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溲，築為牆垣，城郭、台榭、觀遊。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溶，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悻悻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嚐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所以為乎？”這就是說，人們做些損壞環境的事情，導致天地萬物的規律失常，災禍就會到來。這是一個嶄新的天人觀念，雖然說得比較朦朧，但道出了人與自然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在此之前，學術界一直斥責天人合一是唯心論，實際上，天人合一從哲學角度指明了保護環境的意義。 堪輿術主張保護環境，不傷地脈，不隨意毀壞樹木。如果把堪輿術中的合理思想應用於環保，中國的生態環境不會惡化。
（四）一方水土一方人
風水決定習俗，一方水土造一方人物。《淮南子·齊俗訓》雲：“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穀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人們不能離開特定的環境去創造生活，生活要適應環境，環境製約生活。
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論述區域地理與民俗的關係，他所說的區域地理，實際與堪輿有關。如“關中自’淠、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有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其俗寬緩潤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聚鬥，勇於持刺。……鄒、魯濱洙、泗……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纖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可見，山川水土對人的性格、愛好有很大影響。因此，擇風水而居，對於改變氣質、思想、習俗是有意義的。
東漢的班固在《漢書·地理誌》秉承司馬遷的觀點，讚同“凡民函五常之性，而且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上之風氣。”
《爾雅·釋地》雲：“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鄭玄注雲：“地氣使之然也。”這就是說，地理環境不同，人的氣質亦不同。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皆因於水土。不明水土就不明風俗，而風水正是有關水土和風俗的學問。
唐代杜佑在《通典·古南越》剖析南方（今廣東和海南一帶）人的民浴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珠崖環海，尤難賓服，是以漢室嚐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丈懦，豪富兼，並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
區域環境與人的關係，最早可追溯到《黃帝內經》，其中有很多論述。《素問·異法方宜論》指出：東方是魚鹽之地，海濱傍水，食魚而嗜鹹，皆黑色疏理；西方是金玉之域、沙石之處，水土剛強，多風，不衣而禍薦，華實而脂肥。北方地高，風寒冰冽，其人樂野處而乳食。南方地下，水土弱，霧露所聚，嗜酸而食腑，致理而赤色。中央地平，多濕，食雜而不勞。東方之人易患痛病，西方之人其病生於內，北方之人髒寒，南方之人攣痹，中央之人瘺厥寒熱。判斷疾病應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如果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災害必至。這些觀點，構成了古代醫學地理學的基本框架，對後世的風水和醫學有深遠影響。
為什麼區域不同，人的身體就不同呢？《黃帝內經》用陰陽學說加以解釋，《素問·五常政大論》認為，陰陽之氣，高下之理。東南方為陽，陽精降於下，左熱而右溫；西北為陰，陰精奉於上，左寒而右涼。用現代觀點看，南方與北方的經度不同，得到的太陽輻射不同，地氣也就不同。《五常政大論》又認為，一州之氣，生化壽天不同，高下之理，地勢使然。西北地高氣寒，東南地低氣熱。寒則元氣不易擴散，人能長壽。熱則元氣容易擴散，人多夭折。
人們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能夠保持身體健康，如果遷移了地方，身體會不適應，甚至會生病。隋代醫學家巢元方從地理環境探討病因，他說：“不伏水土者，言人越在他境，乍離封邑，氣候既殊，水土亦別，因而生病。病之狀，身體虛浮，或下利而不能食，煩懣氣上是也。”因此，任何一個高明的中醫大夫，在治病時都會考慮病人所處的地理環境——風水，對症下藥，必有療效。
總之，我們不是唯地理論者，但我們特別強調地理及其環境諸因素對人的重要影響，堪輿術之所以幾千年經久不衰，自有其科學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