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霞客是個堪輿家，對山川環境有濃厚的興趣。他考察名勝，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曆時說：“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終，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究其旁出之寶。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徐霞客遊記》對山川源流，水土流失、岩洞溶蝕有詳盡的描述。1990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楊文衡先生撰寫了《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大會，說明學者們開始從堪輿角度研究徐霞客。徐霞客的環境保護思想值得進一步發掘。
中國有世界最豐富的地震資料，這是觀天察地的經驗總結。由於中國地處太平洋地震帶和歐亞地震帶之間，有312萬平方公裏（占全國32. 5%麵積）的地區隨時有可能發生7級以上地震，因此，曆代朝廷都重視記載地震。先秦成書的《竹書紀年》記載了夏朝帝發七年（前1590）的“泰山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記錄。從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曆史文獻記載15000條地震，其中有8100次比較可信。對於大多數地震的前兆、過程、環境改變都有描述。這是一份珍貴而有實用價值的曆史遺產，表明中國先民對環保的長期重視。
中國曆代最重視的環保是水利。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隋朝開掘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長的運河，改變了南北交通環境。漢代和明代積極治理黃河，明代潘季馴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理論，收到很好的效果。修建水利是環境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水利修建過程中，察看河流兩岸的山脈，需要運用相地知識，發揮了堪輿的作用。
（三）曆代的環境破壞
中國古代文化燦爛輝煌。有發達，就有損失，隨著文化的繁榮，必然是環境的破壞。曆代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不惜一切，為所欲為。加上中國地大物博，占代的人口不多，容易滋生優裕的心理，因此，損壞環境的事情時常發生，最嚴重的是亂砍樹木。《管子》稱“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後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上古的陶瓷業和青銅業都很發達，然而耗費木材特別多。在殷墟的煉銅遺址發現了堆積得很厚的木炭，鑄造一個重達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銅鼎恐怕要得一片小樹林作為代價。而類似這樣的大銅器還有不少，該得砍伐多少樹！
秦始皇在位時，大興土木，修建阿房官和驪山墓耗費了大量木材。一次，他到湘江出遊，時逢大風不得渡，於是大怒，命令三千刑徒把湘山的樹林砍得一棵不剩。
漢武帝曾把淇川一帶的竹木砍盡，《水經注》記載：“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複此物。”
由於生態失衡，導致自然災害頻繁。據史書記載，從公元前206年到上世紀，共發生大中型水旱災害170次。其中，1877一1878年晉冀魯豫四省大旱，死亡1200多萬人。1931年江淮大水淹沒一億畝農田，死數十萬人，
生態破壞得最嚴重的是西北。漢代以前，西北本是一片繁茂的原野，城鎮一個接一個，如武威、酒泉等，後來都被沙海淹沒，或者受到沙漠襲擊。南朝梁蕭綱在《隴西行》雲：“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到了唐代，岑參寫《遇酒泉憶杜陵別業》時已是“黃河西際海，白沙北連天。”考古學家在沙海中發現了窳渾、三封、臨戎等古城的廢墟，但一直沒有找到沃野城的殘磚斷瓦，可能被埋沒得很深了。
美國耶魯大學亨廷頓（ Huntington）教授在上世紀初曾到中國西北考察，撰有《亞洲之脈息》（ The Pulse of Asia） -書，認為北方、東北、西北的生態破壞，導致當地人民挺而走險，釀成了“五胡亂華”、“元滅宋”“滿清人關”等社會動蕩。他的觀點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非議，認為沒有從階級鬥爭觀點看待曆史大事。現在看來，亨廷頓的觀點是有可取之處的。隻要我們翻檢一遍二十四史，就不難發現，周邊少數民族的內犯多是在大荒大災之年，為生活所迫，就向富庶的中原遷移或騷掠。試想，如果周邊的生態環境很好，豐衣足食，他們還會內擾嗎？顯然，生態環境直接影響社會的安定和進步。
已故科學家竺可楨對西邊的環境作過研究，他在《中國曆史上氣候之變遷》一文論雲：“新疆一帶之雨量，二千年以來時有更變。在兩漢時期，雨量較為充足，自東晉以迄唐代，雨量驟減，至北宋及元代末葉，雨量又略增進。在南宋至明代中葉，天氣又複亢旱。”他認為，“時代愈近，則雨災與旱災愈多。”“元代黃河流域六省，自直隸山東以迄陝西甘肅，其雨災與旱災，不特遠過南宋之數，且超出明代各省雨災旱災數，足為元代北方水利廢弛之證。”（見《東方雜誌》第廿二卷第三號）竺可楨所雲“時代愈近，則雨災與旱災愈多”，這是實情，我根據有關資料作表如下，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