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在保護環境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國上古治理環境最有成就的聖賢是夏代的大禹。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一個堪輿師。那時發生了特大洪水，淹沒了許多田莊，民無所居，大禹承擔了治水的任務，足跡遍布中國。他觀天察地，親自察看地形，了解水的來龍去脈，曆盡艱辛，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以疏導和土擋的方法治服了洪水，使人民安居樂業。大禹成為中國人崇敬的勤勞聖賢。
中國最早的環境部長是伯益，他由舜帝任命，管理山林川澤草木鳥獸。伯益熟悉飛禽走獸的生活規律，發明了陷井。《尚書·舜典》記載了他的事跡，今陝西省洛水九山廟有他的紀念碑。
良好的環境是部族和國家興旺的首要條件。中國的先哲經常遷移都址，以便優化環境。商族從湯至盤庚，五次遷都。周族的公劉和古公在遷都中使人民興旺。楚國的都城是一遷再遷。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遷都。遷都是取得最佳生態環境的必不可少的舉措。
由於自然環境賜予人類無限的資源，並以變幻莫測的麵孔對待人類，所以，中國先民認為萬物有靈，對大自然頂禮膜拜。從周代至清代，統治者定期舉行祭祀自然的儀式，從天地日月到山川草木，都是崇敬的對象，這些祭祀活動雖然有迷信色彩，但起到了保護環境的教化作用。
中國是個農業國，維護生態環境是獲得農業豐收的必要條件。周代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的環保奠定了基礎。據《周禮》記載，周代有了初步的環保製度，設立“山虞”掌管森林，“司空”掌管城郭，又有職方氏、土方氏、庶氏、翦氏、赤發氏、壺涿氏分別掌管滅害蟲，除雜草。公元前11世紀，西周頒布了《伐祟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這是中國文獻中所見保護環境的最早法令。
先秦的文獻已經注意到環境與環境保護。《詩經》對地形和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把陸地分成山、阜、原、陵、岡；河床地帶分成兆、廒、渚、滸、淡；水域類型分成江、河、川、泉、澗、沼、澤、汜、沱等。《管子》一書的《地員》、《地度》、《地數》等篇目是傑出的地學論文。《地員》論述了地勢、地形、土壤、水文，並以“五土配五音”，後來發展為“五音五行”的風水觀念。《地數》記述了土地表層與裏層的相應關係，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可以說，《管子》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相地學著作，也是堪輿術著作。研究堪輿，如果忽略了《管子》，就會迷失源流之本。
還有《呂氏春秋》、《禮記》、《荀子》等書提出了三方麵事項：第一，不要濫砍樹，不要隨意捕殺飛禽走獸，不要把湖填平，不要把魚捕盡；第二，應當按季節保護生態，特別是春季，萬物生長順其自然；第三，應當把保護環境作為治國大事，經常發布命令，嚴格遵守。
農業環境保護的法律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1957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11號秦墓發現竹簡，其中的秦律規定：春季二月不要砍伐林木，不要燒草，不要殺小動物，違者嚴治。
漢代對地理概念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爾雅》有《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都是解釋地理現象的，如“下濕日隰，大野日平，廣平日野．高平日陸，大陸日阜，大阜日陵，大陵日阿。”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西漢的《地形圖》、《駐軍圖》、《域邑圖》，圖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脈、山簇、山峰、山穀、河流，並且比較精確。由此說明堪輿知識不斷完備。
三國時，有人寫了《水經》，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載水的來龍去脈的專著，但內容過於簡扼。北魏酈道元依據《水經》而作《水經注》，所記河流水道1252條，注文達20萬字，記述了水道附近的環境，如《水經注·易水》記載先秦時的燕官遺址雲：“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遙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段文字描述了建築與山水景觀之間的和諧，是一塊風水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