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衝突加劇，他與眾知識分子形成“第三者力量”，居間調停，奔走於國內和平大計。1946年，特務暗殺活動頻仍，聞一多、李公樸遇害。在公祭大會上，他以菩薩舍身的大勇氣，呼喚第三顆子彈射向他。
新中國成立後，他被選為新政協委員。1950年，他從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他，並共進晚餐。因他素食，毛澤東說：“我們也素食，統一戰線嘛！”
其後，毛澤東多次找他共商國是。然而，他“不識大體”，在抗美援朝等問題上，直抒己見，終致不快。
1953年，在全國政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學習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時，他為農民鳴冤叫屈，要黨和政府關心農民問題（從今天的角度看，梁漱溟堪稱中國“三農問題”的先行者），和毛澤東發生爭執。毛澤東宣布，對他這樣的“反動分子”“不施仁政”，他被轟下台來。
按照毛澤東指示，他的問題屬於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也沒有受到任何正式處分。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閉門思過的他，為眾生慧命再次挺身而出，公開與當局唱反調——“主張批林，反對批孔”。他進而在政協小組會議上“為孔子辯誣”，遂招致近一年、一百餘場的批判。他“不再申說，靜聽就是”，每會必到，到則沉默。
批判會中間休息時，他旁若無人，在政協禮堂前廳練太極拳。批判會告尾聲時，主持人問他有何感想，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此後，上麵傳下話來說，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動分子，跟他糾纏會上他的當，讓人“轉移了大方向”。從此，沒有人再與他對陣了。
……
在20世紀的時代熱浪中，無論是上半葉的風雲突變水深火熱，還是中期群情澎湃如火如荼，梁漱溟都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
艾愷了解這一切，他想知道的是，“麵對命運帶給您的諸多打擊，像和毛澤東的衝突，像對您的批判，像紅衛兵……您有什麼感想？”
梁漱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開水，淡淡地說：“這對我沒有什麼。”
菩薩重返世間
菩薩有四弘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梁漱溟的一生，圍繞這四句話展開。
1916年，通過佛教實踐，他逐漸達到了對現實世界的靜觀，他體悟到，人們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過隻是些現象而已；同時，他消除了自我精神深處的緊張感，個人之苦就此明晰。
1917年，他辭去北洋政府內閣司法部的秘書工作，南下蘇、杭，後又去湖南，打算到衡山出家。一路上，目睹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慘烈，他自問：“個人之苦容易超越，眾生之苦如何解脫？”於是，打消了出家念頭，返回北京，寫下《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以示不出家，當為社會謀福利的願望”。
這種“舍我其誰”的菩薩行願，與地藏菩薩“眾生無邊誓願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願，有幾分類似。梁漱溟秉承大乘佛學思想，不求做個自了漢，更想不舍眾生，積極入世。
許多人疑惑，此時的梁漱溟，舍佛入儒了？
人喜“樂”厭“苦”。對於苦樂的研究，成為梁漱溟打開儒、佛兩家之門的鑰匙。佛家提倡“苦、集、滅、道”，教人清醒地認識“人生唯苦”的實相。然而，眾生多在迷中，即便知道“識苦是良藥”，也會心存畏懼。《論語》所說，多為樂與憂，而無苦意。既然眾生嗜樂，那就用裹了糖衣的藥丸來療救他們吧。
1931年，他在山東鄒平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在一次朝會中，他以“拿出家精神來做鄉村運動”為核心作了一番演講。
現在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友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裏去一般地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隻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問題。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作為鄉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
——《朝話》
抗戰期間，梁漱溟等人在香港辦《光明報》。後日軍占領香港，他們又曆盡險阻，返回內地。在家書中，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