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
“一尊菩薩像”
1980年，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教授艾愷在北京第一次見到過著半隱居生活的梁漱溟。
晚上，梁漱溟和家人陪艾愷到飯店用餐。艾愷看到，87歲的梁漱溟腳步輕快，上樓梯時，根本不需他人攙扶。
當時，中國雖然朝改革開放的道路轉型，但人們的思想還比較模式化。接待外國人來訪，會引起各方注意，言論須慎之又慎。然而，單獨交談時，梁漱溟告訴艾愷：“我是一個佛教徒。”
艾愷很詫異。
他問梁漱溟：“可是，1921年，您公開宣布棄佛從儒啊？”
梁漱溟和藹地回答：“這沒關係，我拋棄了佛家的生活方式，但沒拋棄佛教。從十六七歲起，我就向往著做一個出家人，但在29歲時我結了婚，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艾愷相信，梁漱溟在某一層意識上一直維持著他的佛教信仰，甚至在向世間宣布他轉向儒家時，他也從未改變過。在他，隻是把儒學與佛學分了等級。麵對世俗生活時，他扮演著中國人最容易接受的儒家的角色。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佛學——根本智，占有主要地位。
因此，艾愷忽然理解了梁漱溟無意間說的一句話：“我多年的願望，就是隱居山寺過一個僧人的生活。”
這一點，也讓艾愷疑惑。一直以來，梁漱溟以其思想和行動的一致性而聞名於世。他一生中也曾有過許多機會，但他從未去山上當和尚。
艾愷知道，要想得到答案，必須深入探究。
1984年，艾愷再次來到北京，他探訪91歲高齡的梁漱溟。交流地點，在梁漱溟書房。借由艾愷的觀察，我們得以領略梁漱溟晚年的真實生活。
“他清晨5點就起床了，然後照例做一些鍛煉。他整天都在工作，或出席會議，或在書房中認真讀書、寫作。中午睡一小覺。”
“……書房裏疏落地放著幾個書架，上麵放著梁漱溟殘存的藏書；一張寫字台，一把簡樸的直背木椅；兩個襯墊椅子，中間放著一個茶幾（這是為與來客談話用的）。裏麵是梁漱溟的臥室，裏麵存放著更多的書籍和文稿，一張簡易的木板床。……還有一個小飯廳，裏麵放著一台電視機。梁漱溟偶爾也看電視。”
“……當然，他依然吃素，喝白開水。”
艾愷：“您為什麼長壽？”
這個問題有些冒昧，梁漱溟毫不介意，“我長壽，並有一個較為康健的體魄，在於麵對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煩意亂的飛石冷箭時，能夠泰然處之。”
艾愷眼裏的梁漱溟，“大大的光頭，像鋼一樣深邃寧靜的眼睛，倔強不屈的嘴唇，低沉但是堅定的聲音，所有這一切塑造出了一個安靜的、沉著有力的形象。……他那由於沉靜而發出聖潔光輝的風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於‘一尊菩薩像’前。”（艾愷《最後的儒家》）
“一尊菩薩像”，艾愷記錄下的這五個字，讓我想起梁漱溟寫下的兩句詩：“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
拒絕融化的冰
梁漱溟少有大誌，對人生問題（人應該怎樣活）和社會問題（中國應該向何處去）追尋不已，進而加入同盟會反抗晚清政府，也曾熱心於社會主義。然此間，他忽然“厭惡並輕視人生”，陷入苦悶，幾度欲自殺。
也許，“快樂的增長隻能伴隨著痛苦的增長才能得到”。1916年，苦悶中的他，偶然遇到佛經，頓感傾心。他發現，“撥雲霧而見青天，舍釋迦之教其誰能淑？”他借鑒西洋學說，闡述佛家理論，作《究元決疑論》，見賞於時人。
1917年，蔡元培聘他入北京大學，主印度哲學教席。他深知，佛家講苦，儒家重樂，而眾生是追求喜樂的。於是，他對蔡元培說：“除替釋迦、孔子發揮而外，不再做旁的事。”又開設儒家哲學課。
新文化運動開始了。孔孟儒學“累累如喪家之犬”。1920年，他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公開提倡儒學複興，開啟新儒家研究的先河。這樣做，並非要開曆史倒車，是因為他知道，佛家救心，儒家應世。
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民眾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他遠離官場，走出書齋，致力實踐。1931年，他攜婦牽雛，前往山東鄒平，開展鄉村建設，力行觀音無邊的悲心，欲救民眾於水火。日本侵華，此實踐因戰亂終告失敗。
1938年，抗戰伊始，他組織愛國人士，突破重重阻礙，從國民黨統治地區奔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共同探究中國未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