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第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
菩薩的救世之心，了然可見。
1953年之後，原為“座上客”的梁漱溟，忽然變為“鳴鼓而攻之”的活靶子，中國科學院專為梁漱溟組織了幾次批判會。
當時，有些名士不願受辱，自折生命之樹。逆境中，梁漱溟則“風行草偃”，借此來修“菩薩六度”中的“忍辱”法。
之後，梁漱溟在家“閉門思過”，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這隻不過是暴風眼裏片刻的寧靜。
1966年8月24日，許多中學生紅衛兵敲開了他的家門。他們把梁家積藏的古籍、字畫、手劄及其他書籍等，堆到院中，付之一炬。
看著紅衛兵圍著火堆喊口號，梁漱溟沒有吭聲。他知道，麵對這群無知的孩子，有理也說不清。當他們抱出兩本大部頭的線裝書《辭源》、《辭海》時，他出來阻止了，“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別人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
紅衛兵理都不理，依然把這兩部書扔進火海，並告訴他：“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
被抄家後的當天，梁漱溟寫下詩偈：“一聲佛號觀世音，聲聲喚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眾生不差甚。一聲佛號觀世音，聲聲喚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當前做主人。”
紅衛兵占領了梁宅作為“司令部”，將梁漱溟一家集中到南房的一間小屋裏。之後，白天，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被紅衛兵拉出去遊街、批鬥；夜晚，在蚊蟲侵襲中，他在小屋裏借燈伏案寫《儒佛異同論》，每天千餘字……
1978年春，梁漱溟作《發願文》：“我今在佛前頂禮，披瀝一心作懺悔。無始以來貪嗔癡，身語意業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慚愧……”
1988年6月，梁漱溟因身體不適入住醫院。據先生長子梁培寬介紹，入院後，梁漱溟不止一次對前來探望的領導說：“人壽有限，我已長壽，能活到今天很不錯了。但自覺壽數亦到此為止，因此不要讓國家花費太多的人力財力來勉強維持我的生命。”
6月23日上午11點半左右，96歲的梁漱溟在北京協和醫院安詳示寂。臨終前，他頭腦清晰、清楚地對醫生說：“我需要安靜，我要休息。”
禪師眼中的金剛石
在北京法華精舍，我向當代禪門宗匠淨慧法師請益時，談及梁漱溟先生晚年自言是和尚的事。
法師說：“我見過梁先生多次。他說那句話，應該是在1987年，是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會議上。當時，他是第一個發言的。”
那一天，梁漱溟說：“我今天告訴大家，我是一個佛教徒……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
法師說：“這件事，在我主編的《法音》雜誌上報道過。當時，趙樸初會長曾講，‘梁先生是從不說假話的。他九十五歲講這個話，九十六歲去世了，我們當時少做了一件事，就是應當問一下，他前生是哪個地方的禪宗和尚？哪個寺廟？叫什麼名字？’”（《法音》1993年11期）
“既然梁先生是佛教徒，他為什麼不弘揚佛學，而去提倡儒學呢？”我問。
“這是菩薩的悲心與願力。菩薩一方麵難為能為、難行能行，另一方麵，諦觀眾生因緣，行方便法。在那個時代，梁先生發現中國老百姓對孔聖人感情深，為讓熱惱中的眾生獲得清涼，他就行方便法嘛。”
讓眾生得到真實的利益，是菩薩行願的落腳點。梁漱溟以佛治心，以儒應世，當然知道眾生最易接受什麼。所以，儒也好，佛也好，透過這些紛紜的名相，我們看到，大智的菩薩行方便法時的種種手段。
在水深火熱的抗戰時期，梁漱溟冷靜地以個人之力挽狂瀾於既傾；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國時期，烈日威猛、熱浪掀天中，他冷靜地以個人之力抗拒著烏托邦式的夢囈與狂想。
“他的一生，就像一塊拒絕融化的冰。”我感慨道。
“哪裏像冰，他老人家是那個時代的金剛石！”
說這句話時，淨慧法師語氣恭肅，神情莊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