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家，分為前院和後院。
前院：南房三間，是藏書室兼會客室；東西小廂房各一間，東廂原為女工住，現為小陳列室，先生手繪的房屋設計圖在這裏展覽著；西廂原為廚房，現在是故居工作人員的辦公間；北房三間，左側魯老夫人住，右側朱安女士住，中間堂屋是起居間、餐廳，向北伸出一塊，即如“凸”字突出的那一小方塊，是先生的臥室兼寫作間。在北京，這延伸出的一塊，叫作“老虎尾巴”。
北房西側，有一截小過道，通往後院。
後院是一個十多平米見方的小院。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魯迅的《秋夜》，這樣開頭。後院牆外的一株棗樹和另一株棗樹，現已無存。倒是先生信裏提到的“不知死活”的榆葉梅，依然蒼勁蓬勃。
在後院，隔著屋後的大玻璃窗，我仔細地觀察這“老虎尾巴”。
北側一張床，又窄又硬，是當年用“擱在兩條長凳上的幾塊硬板合成的”。東側一張三屜桌，桌前擺著一把磨得發光的藤椅。一個木書架擠在角落裏。從北窗進來的光，上下午沒有什麼變化，先生執筆寫字，不致損害目力。
書桌上，放著先生用過的茶杯、煙缸、筆架、筆筒、鍾等物件，書桌左角立著一盞煤油燈。夜深了，“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飛蟲亂撞”，有時“哇的一聲，夜遊的惡鳥飛過了”。
風物依然，隻是藤椅空著，先生沒在這“老虎尾巴”裏。
四周靜悄悄的，仿佛先生寫作倦了，擱下筆，到外麵去散步了。
1924年至1926年，在這逼仄的、八平米大小的“老虎尾巴”裏，在這盞煤油燈的光暈下，先生以那支“金不換”毛筆，寫下《野草》、《華蓋集》的全部及《華蓋集續編》、《墳》、《朝花夕拾》、《彷徨》中的部分作品，印行了《中國小說史略》、《熱風》等著作，翻譯作品二百餘篇。
在先生書桌上，我看到一尊觀音菩薩，在一個小鏡框裏。
先生是與佛有緣的。
許壽裳曾寫道：“民三（1914年）以來，魯迅開始看佛書，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
在1914年的《魯迅日記》中，先生記錄下他購買的八十餘種佛教書籍，其中有《釋迦成道記》、《金剛般若經》、《發菩提心論》、《大乘起信論》等。
1915年7月，先生逐句校對佛教寓言集《百喻經》。為母祝壽時，先生委托金陵刻經處刻印《百喻經》一百冊，前後捐款洋六十元。印成後尚有餘資六元，又撥刻《地藏十輪經》。
1916年，先生購買《淨土經論》、《妙法蓮華經》等，並以十三個晚上抄錄《法顯傳》。《法顯傳》記述著東晉高僧法顯為求取佛經，渡流沙、越蔥嶺、泛滄海，舍身求法的事跡。
1936年，先生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對於舍身求法的僧人法顯、玄奘，先生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先生與佛教結緣，並非始於1914年。先生幼年時曾拜長慶寺住持龍師父為師。1936年，已享盛名的先生寫下《我的第一個師父》，回想那位“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
先生書桌上的觀音菩薩，是梁啟超之子、後來的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察河北正定大佛寺時所拍攝的。回到北京後，梁思成拜訪魯迅先生，這張照片作為禮物留在這裏。
這尊觀音，頭戴寶冠，項飾瓔珞，帔巾下垂，她右腿屈起，擱於左腿之上，右手搭左腕抱住右膝，頭微右側，身略前傾。這一姿勢，與凡人無異，因此，她最易讓人親近。這尊觀音菩薩，因與殿中的主佛釋迦牟尼相背而坐，被稱為“倒坐觀音”。先生非常喜愛這尊觀音，讚其為“東方美神”。
——問觀音緣何倒坐？因眾生不肯回頭。
先生知道，正是因為眾生不肯回頭，所以菩薩才發願救度人心。
先生自問，救度人心應該走哪條路？他試著給出答案，“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行走在柏油路麵上的人，很難理解先生當年披荊斬棘的艱辛，以及那血淋淋的代價、找不到路時的彷徨。
先生決意不再做那個時代的彷徨者。他想，人心沉迷時，善意的勸慰已經起不了多大作用。於是，他決定作“獅子吼”，來振聾發聵。
先生以金剛怒目的方式關注民生，以菩薩低眉的心腸寫救世的文章。
先生書桌上的菩薩，一直在他抬眼可及的視線裏。
因此，先生知道，雖然自己在孤獨地行進著，但並不孤單。
(本章完)